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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马列著作作者：逄先知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 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　　1920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或者间接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但是问题还不在于读了这本书，可贵的是，毛泽东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但是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啊!在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的时候，他正确的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毛泽东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就得有理论的武器，这也是使他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过的刘英曾亲眼目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他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也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划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毛泽东对刘英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泽东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听了这段回忆，真使人对毛泽东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精神，感佩不已!另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还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1958年4月6日在武汉会议上的一段插话)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1965年4月21日同中共中南局负责人的谈话)在列宁的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又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当然不只是这些)。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同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洲中学时得到的)，他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