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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与调解冲突与制衡 　　本文以判决与调解的立法意图为基点，阐明判决与调解的冲突之所在，同时针对当前基层法院的现状，提出契合审判规律的调判结合机制的设想。 　　一、民事诉讼判决与调解的法律特征 　　（一）判决的法律特征 　　民事判决，是指法院对民事案件依法定程序审理后，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依法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性判定。[1]其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1、判决是国家审判权行使的重要标志，也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集中体现。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公权力对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认，从而使国家法律在具体案件得到贯彻执行。2、判决是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终局性的判定，体现了“司法终局”原则。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法律的范围上得到了解决。对于已作出的生效判决，当事人不能再向法院提起诉讼[2]。3、判决是当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程序的本质特点是“过程性和交涉性”，这一过程应当遵行正当程序原则，在当事人主导的诉讼中，判决的事实依据原则上应当是当事人主张提出并经充分的辩论的案件事实和证据，判决的客观范围必须限定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之内，判决必须依据诉讼法和实体法。 　　（二）调解的法律特征 　　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3]因而从制度运作到法律效力都不同于诉讼外的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其他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将调解列为诉讼原则之一，其法律特征主要有：1、法院主持，区别于当事人自行和解；2、以自愿与合法为基本原则；3、法院调解书及不需要制作调解书时的调解笔录由当事人签收或签字后即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4、作为一项原则性制度贯穿应用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 　　（三）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调解与判决的关系一直都存在较大的争论。法院调解在我国一向有着“优良传统“的美誉，在国外被誉为“东方经验”。从立法沿革而言，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判决与调解的双轨制，然而二者的主次轻重及调解理念却有变化。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二字方针，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始终奉行“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方针。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即要求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立足于调解，能够用调解方式结案的就不用判决方式结案。从而一定程度淡化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主导地位，但仍保持着调解优于判决的基本格局，判决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91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正式法典颁行，其第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4]此后，法院调解被学界称为“合法自愿调解阶段”。此改变反映了调解相对于裁判由强势地位渐趋于并行发展，标志着民事诉讼立法理念开始从片面关注法院对纠纷的解决向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方面转移。为了确保法院能够正确调解民事案件，及时解决纠纷，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对调解的程序进一步规范，完善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设立了答辩期前进行调解的规则，明确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调解协议的生效方式。 　　二、民事诉讼判决与调解的冲突 　　（一）法官在“调判结合”中的角色冲突 　　民事纠纷既可调解又可判决，当主持调解与主持审判的主体是同一人或同一合议庭时，法官便具有了双重身份，法官既是调解人又是裁判者。在诉讼调解中扮演调解人的法官，虽说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但他与一般调解者不同之处是他的身份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因为若调解不成则最后将以判决结案。实质上，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其强制力量已突破自身领域进入所谓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的领域。此时调解者已不是最初意义上的调解人，而是与判决者具有质的联系，调解者的中立性与判决者的决定性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这一角色间的冲突正是调解与判决之间发生其它冲突的渊源。法官在同一诉讼结构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官在调审结合的模式中要想正确地把握自己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作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5]在具有潜在强制力量的调解中，当事人总是在调解与判决这两种结果之间掂量，妥协和让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时决定调解本质的“合意”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合意”，调解的自愿原则就会被扭曲为由自愿转向为强迫。 　　（二）判决规范性与调解灵活性的冲突 　　民事诉讼过程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平行运行，二者在程序上具有质的差别。在“调解型”程序结构中，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力被极大的削弱了。因为调解本身就是一种灵活的、非程序化的案件处理方式。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