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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关于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对策 　　酝酿萌发精简思想 　　1958年至1960年底， 我国掀起经济建设 “大跃进”运动。为早日完成5到7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任务，各地掀起大办工业的热潮。以工业企业原本较少的甘肃省为例，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办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厂矿数目猛增到22万个。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平均每个乡有110个厂矿，每个农业合作社有12个厂矿。为此各地工矿企业开始从农村大量招收工人。尤其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兴起后，仅1958年职工人数便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81万人。城镇人口总数突破1亿大关。 　　对大量从农村招工造成职工人数急剧膨胀的现象，陈云非常关切。1958年3月8日至26日，他出席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在会上，作为“反冒进”的主角之一，再次遭到批判且被迫作了检讨。但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他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曾向各地同志打过招呼，要大家从农村招工时要小心”。他指出：“城市人口增加要看农村能提供多少商品粮；城市、工矿发展要受农业的约束。”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急躁冒进的形势下，他善意的警醒之言并未得到大家的重视，“结果，1958年各地都铺摊子”。 　　到了下半年，这场以钢、粮为纲，钢、粮产量翻番为中心内容而发动起来的“大跃进”运动，由于超越了客观的可能，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始显现出弊端。“钢、粮产量不但没有翻上去，反而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在此困难形势下，从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通过逐步调低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来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 　　陈云也积极着手纠正基本建设中一些不切实际的举措。12月23日，他在杭州主持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今年增加了很多建筑工人，仅建筑工程部系统的建筑工人就比去年增加约70万人，达到了120多万，数量是很大的。”这些新增工人主要来自农村，其中许多人由于技术水平低等因素根本无法胜任建设工作，不但延缓了基本建设的进度和质量，还因人员冗胀造成国家额外的经济负担。为此，他要求基建系统“刹车”，“今年基本建设部门增加的新工人已经很多，一般的应该停止招收，而把重点转到培训现有工人，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上来。对于他的中肯建议，中央予以认可，认为“解决了目前基本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央并于次年1月8日批转全国各地各部门，要求“各地各部门党组讨论后转发到所属基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大中型厂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党组织，依照执行”。 　　陈云应对日益膨胀的职工人数的对策，为下一步开展精简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初步践行精简思想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为继续纠正“左”倾冒进错误，科学规划1959年经济建设方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抱病前往上海出席会议并献言献策。在会上，陈云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同研究决定降低1959年工业生产指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于当年减少职工600万至800万人。由此，新中国第一次精简压缩城镇人口工作拉开序幕。 　　4月30日，陈云致信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建议“要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他认为：“企业增加职工，就要随之增加购买力。在城市工业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地增加劳动力，也就相应地增加商品产量，同购买力的增加可以大体取得平衡。另一种是不正常地过多地增加劳动力，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商品产量不能增加，只有购买力增加，就加重了市场物资供应的压力，对生产和市场都是不利的。”而在当前的城市工业发展过程中，无疑出现了不正常地过多地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为此，陈云以1958年招工过多造成当时市场紧张的局面为例，强调“对去年过多地招收了的1000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这一数字比中央原先精简计划人数还要多。同时，针对八大二次会议后由于劳动管理权下放所造成各地大量招工的状况，他认为“今后必须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增加城市劳动力的计划，必须由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掌握”。 　　对于陈云的精简建议，中央再一次予以采纳。1959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要求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在去年职工增加过多的基础上，减少800万至1000万人，能够减到1000万人以上更好。同时规定“减少人员应该首先减那些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在中央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