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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和他“五万言报告书” 　　1954年4月2日，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主持华东局日常工作的谭震林赞誉陈毅对中国革命有“三次贡献”。其中一次，就是1929年陈毅奔赴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协助中共中央解决红四军内部争议问题。谭震林说：“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这“很重要的关键”中，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的“五万言报告书”当书一笔。 　　1临阵请缨 　　1929年6月22日，在战火弥漫的闽西，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公园右侧小路下的公民小学（红四军政治部驻地）召开。陈毅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会场空气紧张热烈，与会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很多意见。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这次大会是要总结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斗争经验，统一思想认识，纠正已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造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但是，结果事与愿违。红四军“七大”不但未能解决红四军党内对红军创建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反而使问题更加激化，以致连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委任的前委书记职务也被“选”掉了。这让当选新前委书记的27岁的陈毅感到恐慌。 　　大会只开了一天，虽然对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作了一次展开，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并不彻底。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即便写到决议上的内容，也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对此，时任红四军秘书长的江华这样评价：“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其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支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指示。但由于赤白区域间的严重封锁和交通险阻，加之红军一直在流动作战，通信联络十分困难，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得到及时而具体的了解。1929年7月9日，陈毅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并随报告送去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等。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提议朱德、毛泽东派一得力人员来上海参加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红四军的工作。 　　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来信时，毛泽东已在上杭县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击破国民党的“三省会剿”，朱德和陈毅也已率部到了连城新泉。前委最后决定，由陈毅代表红四军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行前，陈毅专门到蛟洋去见毛泽东，征求他对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说：“我赞成你去，你把四军情况详细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陈毅同时请求毛泽东在他走后重回前委主持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未同意这一请求。 　　2秘密前行 　　尔后，陈毅乔装前往广东汕头。同时，他写信给在上海的胞兄陈孟熙，说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赴沪，并告之船期。陈孟熙此时正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驻上海的少将代表，陈毅的另一位堂兄陈修和在上海龙华兵工厂任职。自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不久，兄弟三人就在武汉分别了，之后各奔前程。三人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手足情深，他们对陈毅这个弟弟爱护有加。得到陈毅即将来到上海的消息后，陈孟熙和陈修和马上作了周密的安排，并一同前往黄浦江边租界码头迎接陈毅。 　　8月下旬，当英轮抵达上海时，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紧张，国民党的稽查队搜查异常严格。工人师傅打扮的陈毅心里盘算着，如果有军警巡捕拦阻盘问，就说自己是成都兵工厂的钳工，这次到上海是来投奔龙华兵工厂的堂兄陈修和。他还随身携带了一本日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收支账目和车床数据。 　　 陈毅正随着拥挤的人流准备下船，忽然发现气宇轩昂的两位兄长已经登船。陈孟熙佩枪挂刀，全副武装，而陈修和则身着一套笔挺的西装，佩戴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证章。他立刻向二人挥手示意。照面后，兄弟三人嘘寒问暖几句便随着人流顺利穿过码头稽查线。 　　为了安全起见，两位兄长安排陈毅化名住进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新苏旅馆。这是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为了行动方便，陈修和还特意弄到一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徽章，让陈毅佩在胸前。 　　接下来的几天里，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了头。一天晚上，陈毅在北四川路一家烟纸店的楼上会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陈毅和李立三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已相识。1921年9月，他们与蔡和森、赵世炎等发动和领导勤工俭学学生代表100多人，在法国里昂法中大学反对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学校当局对爱国学生的压制，斗争失败后一起被关押并被遣送回国。南昌起义部队兵败后，二人各奔东西。如今故人相见，分外高兴。 　　陈毅将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