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渭川中学教育本土化思想研究.docVIP

董渭川中学教育本土化思想研究 　　摘要：董渭川先生基于抗战和建国的大背景，根据当时中学教育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尤其是在广西国民中学的教育改革试验，强调我们要办立足国情的中学教育。中学教育要以民族为本位，考虑我国地方建设的需要；要树立培养基层建设干部的目标；要沟通中国的社会，进行计划建设；要设置符合社会和学生发展需要的课程与教材；要实施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这些观点形成了董渭川极具特色的中学教育本土化思想。 　　关键词：董渭川；中学教育；本土化；社会需要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10-0038-04 　　董渭川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在其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对民众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等多个领域都进行过长期的研究。而从年轻时期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在江苏东海中学任校长，到中年时期广西国民中学开展教育实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中学教育改革，董渭川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中学教育思想，尤其强调中学教育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要立足国情，根据国家和青年的实际需要来办。 　　1922年，我国以美国“六三三学制”为蓝本，制定了较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更为完善的“壬戌学制”，但是这一学制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在新学制确定之前，赞同和反对者就已开始争论。伴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和实行，人们发现中等教育的质量在下降，于是教育界又开始了新一轮学制问题的探讨。董渭川对于人们的争论有自己的看法：“在今日看来，当年的提倡者与反对者大部分的理由集中于教育本身的年限、设科、师资、学生、教材、升学……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条件似乎没注意到。不幸试行未久就感到了‘圆凿方枘’的苦恼。”[1]董渭川认为，新学制是从美国移植来的，在借鉴和引用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中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不同，并没有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教育的现有状况进行学制的改造，而是照搬照套，培养的中学毕业生是难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面对这一严峻的问题，董渭川提出了中学教育本土化的观点。 　　一、中学教育要以民族为本位，考虑我国地方建设的需要 　　在抗战的大形势下，我国的中学教育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肩负着民族的使命。“时代和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办教育而忘记了自己，而造就一些崇拜外洋蔑视本国的人。”[2]为了获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董渭川认为，我们的教育必须加强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用教育来发扬并一点一滴创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中学教育的目标、课程、教材、方法等方面必须建立在我们民族本位的文化之上。 　　中学教育还要考虑地方建设的需要。1935年，广西省在实施中等教育过程中独创一项新的教育制度，颁令全省每个县都要建一所国民中学。国民中学学制四年，分前、后两期。国民中学根据广西地方尤其是农村实际的需要而建设，得到董渭川的极度推崇。从1938年到抗战胜利前，董渭川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广西国民中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他在分析普通中学和国民中学的区别时指出，普通中学主要以升学为目的，而国民中学则以培养基层建设干部为目标，适应地方建设的实际需要；普通中学修业年限长，耗费多，只有富庶地区可以开办，偏远地区无力开办，贫苦学生也无力向学，而国民中学时间既短，费用也因而缩减，各地可以普遍开设；普通中学以工具科目为中心，学生很难学以致用，尤其不适合广西这样的贫瘠地区，而国民中学以目的科目为中心，所学皆能致用；普通中学设于城市，学生习惯于城市生活而不愿再到农村去，而国民中学设于乡村，学生习惯于刻苦耐劳的生活，安于乡村工作。因此，他认为“国民中学是平民化的，经济的，造就建设人才的，适合我国社会需要的”[3]，而“六三三”学制中对普通中学的统一规定是没有考虑到地方尤其是贫瘠、农村地区的建设需要的。 　　二、中学教育要以培养基层建设干部为目标 　　近代学制颁布以来，中学教育的目标要求像欧美等国一样兼顾升学和就业两个方面，但是董渭川看到，四十年来，这一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究其原因，董渭川认为是中国的社会造成的。从就业来看，中国不像日本和美国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工业，大多数没有升学的毕业生无法找到就业的出路；我们赖以立国的农业保守性强，很难改进，在生产技术上仍然很原始落后，再加上从农村出来上学毕业后的学生往往也不愿再回农村就业。所以，就业的目标无法实现。从升学来看，由于贫穷，绝大多数学生没有能读完六年中学，而在近四分之一能读完中学的毕业生中，也只有十分之一能升入大学，“准备了六年之久，到后来百人中只有两个半人能进大学”[4]。个别能升大学的学生也以混文凭的居多，由于没有专业基础和清醒的认识，报考学校和专业相当盲目。所以，升学的准备也没有完成。 　　董渭川强调，中学教育的改造首先是教育目标的改造。当下的中学教育以准备升学就业为目的是不正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