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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经济力量 　　分析外交政策最困难的问题是确定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者是如何使政策出台的。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都是难以完成的，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中国的诸多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制定对外界来说是封闭性的，保持着高度的不透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比过去更开放，更多元了，但是，当我们有新的机会去研究和了解中国如何制定外交政策时，一些新的挑战也浮现出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日渐重要，更好地了解经济因素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复杂影响也给研究人员提出了机会和挑战。 　　除了政府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影响外交的因素还包括中共党内力量和军队，以及其他期望对外交政策构成影响的力量――国有企业、金融机构、能源公司、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媒体和网民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下面，我们将主要介绍经济部门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 　　 　　商业部门――中央控制与海外扩张 　　迅速在海外崛起的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成长为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尽管这些商业部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仍处于边缘地位，但观察家们认为，商业活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呈现日渐增大的趋势，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优势影响明显的海外地区，国有企业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在这些领域，中国对国有企业的依赖性非常明显，更多地通过经济手段对相关的外交安全事务做出安排。 　　支持海外企业的扩张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海外企业对投资区域的战略控制十分突出，因此，这些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或者是政府控制的，都将对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在海外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从级别上说比中央企业甚至地方企业都要低，但获利的压力也促使它们不断地要求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不能过于狭隘，不顾及他们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中国企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界定有着特殊的影响。 　　中央控制下的海外大企业与北京的政治高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一些战略地位突出的部门，比如石油、采矿、核能和国防工业，这些企业和小企业相比能量十分惊人。比如，中国能源安全政策规划就明确了国有企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是因为能源企业的领导本身就有很强的官方背景，他们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在国家召开外交会议的时候，这些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职业背景的国企高管会被邀请前往问策。 　　中国的企业领袖和政治领导人有着难分难舍的共生关系。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很难界定他们的身份究竟是企业领袖还是政治领导人。一方面，至少从理论上说企业在政治权力面前处于从属地位，他们需要在海外投资领域获得政府的支持。比如，作为央企的中石油和宝钢集团，它们的企业高管都是由共产党组织部门任命的。很多国企领导有部长或副部长头衔，或者享受着相同的待遇，或者直接是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项目常常包括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这些项目的背后是中国国有银行在资金上的鼎力支持，建设则由海外国有企业直接承担。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领导也离不开在海外成功运作的巨型国有企业的贡献――这些企业控制的财富规模极其庞大，雇佣着数十万人，为国库提供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由于面对着世界强大的竞争对手，为了方便，中国的企业高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与政府高官保持着密切交往。当然，除非他们的利益与外交政策息息相关，高管们是不会主动在政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在重要的行业，比如能源和食品安全领域，中国政府常常会邀请企业代表参与相关的外交活动。 　　中国石油企业与政府存在复杂的共生关系，过去5年来，中国外交部的两位高官便是在中国石油任过职的高管。一些有影响力的外交官通常会支持大型企业与外交利益保持一致，而这些企业也显示它们有能力完成国家分配的重要任务。 　　中国发改委的能源安全战略就是基于油气资源的保障性供给的。中国海军高层认为，军方的参与是保障自然资源供给畅通的必要途径。中国外交政策受这些石油企业的影响非常巨大，而他们的背后是来自官方的支持――比如国家补贴和各类资源的源源不断的输送。中国省市一级的政府和私有企业很少有能力对外交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当出口到日本的饺子含有杀虫剂的时候，他们对外交的影响力就显示出来了，国家的外交政策毫无保留地与企业站在了一起。 　　即便企业无心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他们在国际交往中的各种表现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关系。1999年，中国政府宣布“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对外扩展，到现在为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1780亿美元。2007年，中国中冶进军阿富汗最大铜矿――艾娜克（Aynak）铜矿，就是对阿富汗外交取得的成果之一。中国承诺将向阿富汗投资35亿美元，帮助这个国家发展能源、铁路和医疗卫生事业，刺激该国经济发展，使该地区早日走向稳定，这些手段拉近了中阿两国的距离。 　　中国高层对外访问中常常要去看望中方企业，或者带着企业团与当地签署合作协议。三大石油企业――中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