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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上市隐忧 　　国有银行上市的直接效果是可筹集到一笔可观的股本金，主观上易使国有银行经营者忽视真正改善其经营机制和管理水平，将更多的经营重心放在对筹集到的股本金的使用上，而对股本金的使用效果却可能有所忽略。此外，国有银行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形成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惯性，客观上也增加了改制的难度和风险。因此，如果操作不当，上市目标将无法真正实现。 　　2004年，国家对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共进行了450亿美元的注资，并对不良资产进行了再次剥离，还成立了金融投资集团公司以进一步分离部分不适合并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种种举措使得两行的不良资产率大幅下降，资本充足率得以提升，两家银行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上市的资格和条件，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步伐加快。国有银行通过在国内外金融市场公开上市，表象的目标是筹集股本金以增强经营实力，实质性目标则是通过市场的监督和作用，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运作效率和整体竞争力。国有银行上市目标能否最终实现，除取决于市场力量外，也取决于其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还与其所依存的金融环境相关。 　　国有银行上市的直接效果是可筹集到一笔可观的股本金，对提高资本充足率，改善财务状况，加大发展后劲和行业竞争力有明显作用。股本金并不要求偿还，短期内分红压力也不大，主观上易使国有银行经营者忽视真正改善其经营机制和管理水平，将更多的经营重心放在对筹集到的股本金的使用上，而对股本金的使用效果却可能有所忽略。此外，国有银行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形成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惯性，如国有股东仍为控股股东，国有董事和经营管理人员任命等仍可能从政治层面上考虑，“所有人缺位”现象仍存在，国有银行经营的惯性使得其过去隐藏和新产生的风险不断暴露，经营规模过大造成管理和改革的困难，企业文化、风险管理理念、人员素质与市场要求有差距，先天对市场不敏感等，这些因素客观上也增加了改制的难度和风险。因此，如果操作不当，上市目标将无法真正实现。具体说，国有银行上市中自身将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隐忧： 　　未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出现偏市场轻管理的苗头。上市初期，财务和业务指标得以优化；上市后，由于追求短期高额股东回报和管理业绩，市场开拓、机构人员和规模扩张过快，市场开发目标短期化，业务经营中仍部分残留旧体制下的惯性，同时相对忽视内部风险管理，会逐步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资本充足率下降，银行自身抵抗风险能力减弱，上市初期的优化效应逐步消退，银行变得不再具有竞争优势。这种情况可从国内已经上市的银行得以印证。如早期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上市初期财务和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业务规模扩张快，但经过多年的扩张，其内部风险管理体制相对偏弱，最后造成不良贷款率偏高，资本充足率不达标，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弱，信贷政策僵化，产品创新能力弱，即使要求配股增发都不具备资格和条件，逐步丧失了原来上市时的竞争优势。 　　很难建立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为企业员工所认同的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体现时代精神的独特企业文化既反映了企业的特色，为社会所认知，又减少了企业发展的阻力。国有银行虽经过长期的经营过程，却难以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反而是一些不合理的价值观左右着员工的行为。比如，员工升迁并不必然与其业绩考核结果相对应，业务发展较为粗放，风险控制相对偏弱，权力与责任不对称等。这些非良性的企业文化已经根植于员工的思想中，上市后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将会对建立上市银行的企业文化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形成。 　　国家作为上市银行的大股东履行市场权力难。一种情况是，由于国有股份仍然在董事会中拥有最大比例的投票和表决权，其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作用力仍然十分强大，因此其对银行的重大决策发挥着一票否决权和实际控制权。如国有股东没有较好地约束自己，可能会导致权利滥用，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比如，国有股东考虑问题时不一定基于市场考虑，而带有政治和行政色彩，一旦将这种思想带入决策过程，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和市场反感。另一种情况是，国家作为上市银行的大股东，本应在董事会中占据一定的表决权，对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上市银行要面临国内外两个资本市场的监管，上市本身就已将银行自身的决策权部分交给了市场力量，如果国有股东放弃自身的主导权，过分依赖其他股东及市场的力量，有可能使得国有大股东消极倦怠行使自身权力，这也是另一种极端。因此，权力既不可滥用，又不能被悬空，行使权力只有与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匹配，才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股东、经营者、员工和其他各关系方的平衡格局，最终实现多赢。 　　信息披露的隐瞒障碍。上市是一把双刃剑，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在得到投资者资金支持的同时，上市银行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