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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税兴衰 　　【摘要】文章从我国古代至今的农业税发展历史出发,分析了各个阶段农业税的特点,指出我国农业税存在分散、不健全、名目繁多等特点,然后分析了不同阶段赋予农业税特殊的时代意义。最后,还简单分析了我国取消农业税带来的利弊,提出建立新型涉农税收的构想。 　　【关键词】 农业税;人丁为本;田赋为本;时代意义 　　 　　一、中国古代农民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 　　 　　古代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也是传统农业最发达的国家。秦汉时期就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小农经济体制,也提供了政府最主要的赋税来源。古代农村的赋税制度与土地的占有形态密切相关,经历了以人丁为本、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的演变。我国从秦朝开始便是以封建地主经济为主的国家,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土地。不难发现,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有利于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反,以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是对农民阶级利益的一种保护。 　　(一)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的发展 　　我国在夏代已有农业赋税制度的雏形。《尚书?禹贡》第一次记载了地方向国家交纳贡赋,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都说明夏朝开始有了贡赋。《孟子滕文公上》则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明确指出了夏、商、周三代的税赋形式为贡、助、彻,税率为10%。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铁器和牛耕大量使用,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靠生产者在公田的劳作取得的农业税已经难以支撑国家正常的运转。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408年秦国推行出租禾,都对税收征收制度做了较大的变革:将农业税的征收由公田转移到全部土地上、由征收劳役改为征收实物、纳税主体由原来的邑落转化到个体生产者、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先秦时期已基本具备了后世农业税制的雏形。 　　秦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按土地征税的赋税制度,同时按人头征税的制度也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汉代赋税制度的特点是租轻赋重,即按地征收的田租轻、按人征收的赋税重。东汉末年,曹操推行“计亩而税,计户而征”的租调制,“户”的地位在赋税制度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唐朝前期对租调制进行了几次改革,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①唐朝的这种赋役办法,一般称为租庸调制。可以看出,唐代租庸调的课税标准是田、户、身,基础是丁。因而,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唐代在租庸调之外,还有户税和地税(又称义仓)。户税按户等交纳,即根据财富将户分成数等,高等户多交,低等户少交。义仓最初按亩征收,但高宗年间,以按亩征收劳烦为由,改为“率户出粟”,开始按户征收义仓。至此,唐王朝的租庸调、户税和地税等都以人(或户)为征收基础,中国古代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国家赋税负担向农民阶级倾斜的过程。 　　(二)人丁为本向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的转变 　　1.唐朝“两税法”改革 　　中唐以后,面临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尖锐矛盾,统治阶级不得不对农民阶级的利益有所保护,封建国家政权为减轻农民阶级的赋税负担以缓解阶级矛盾作了多次改革。唐中期的“两税法”改革,最初体现了以人丁为本向以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的转变。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度,均田、户籍、租庸调制相互衔接。然而随着土地买卖盛行,“丁口战死,非就名矣;田亩移换,非就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②百姓普遍授田不足或失去土地,均田制已经趋于破坏。另外,尽管唐初规定正课外不加税赋,但还是很快出现了户税和地税,到唐代中叶,各种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以至百姓困苦不堪,土地散失,租庸调制已经难以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唐中宗时宰相杨炎提出了以资产为主的两税法。“两税法”的课征,将原来按丁为单位征税转为按贫富征税,这样就改变了过去赋税集中在人多资产少的农民阶级身上的状况,立法原则较为公平,很显然比租庸调制合理。但两税法将户税、地税、租庸调以及各项杂税合并征收,重新形成了征税和各种杂派、徭役并行的局面,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两税法在其颁布以后的八百年间,一直是我国赋税制度的基础,宋元两代及明朝初年都基本沿用了这一税制。 　　2.明朝“一条鞭法”改革 　　明代初期沿用的仍是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但到明中叶以后,由于激烈的土地兼并引起大量人口逃亡,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同征收实物和力役为主要内容的赋役制度发生矛盾,原有的赋役制度已破坏殆尽。张居正总结个别地方已经出现的赋税改革的经验,制订了“一条鞭法”,希望通过改革,达到“盖既不减额,亦不益赋,贫民不至独困,豪民不能并兼”③ 的结果。“一条鞭法”简化了赋税征收手续,将一年应征收的粮税、差役代金以及各种经常性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