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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最后募乃土司 　　85岁的石炳铭常常往返于云南与台北之间。台北是他户籍所在地，而云南则是他的出生与求学地。他出身于云南拉祜族土司世家，亲眼见证并亲历了云南募乃土司最后的荣光与衰败。 　　这是一位儒雅而又睿智的长者，一生颇多传奇，都印刻在他异于常人的记忆力中。他现在的身份是台湾地区“中华救助总会”顾问。 　　“土司相当于印巴的酋长，有其权威性。在地方，因为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读书，不识字，而土司家受教育较多，所以更加受到尊敬。但并不是每家土司都是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汉人土司。清政府看他们有号召力，就利用他们来平定少数民族，然后出任土司。”2011年1月下旬，石炳铭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段7号“中华救助总会”的一间会客室内，用这样的表述，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开始了他的回忆之旅。 　　石炳铭的父亲石玉清，是清末民初滇南“沿边三老”之一，现在云南省双江县彭氏宗祠内，还留有当年政府颁给“沿边三老”的匾额。石玉清是著名的募乃土司，所谓“世袭贤官募乃土把总”。募乃是地名，位于现在的云南省澜沧江畔及以西部分地区。“我父亲的辖区都在澜沧，清朝时这里是抚夷镇边厅。石系当时有三家土司，都是同一家族的人。澜沧还曾有五六家汉人土司，但在我小的时候就只有两三家了，还没解放他们就没有权威了，有一些自然淘汰了。”石炳铭说。 　　俱往矣，而今回顾募乃土司的兴衰，于我们更多是在翻检一个旧世代的掌故，于石炳铭，却是一个尚未完结的充满爱与哀愁的生命体验。 　　 　　鸦片、银矿与国际贸易 　　石玉清是拉祜族人，从父亲石庭子那里承袭了土司职位，算是募乃土司的第三代。募乃全境都是高山，海拔约1800米，属下的百姓九成以上都是可耕地很少的拉祜族弱势群体。石玉清共有11个孩子，6女5男，其中5男5女是石炳铭的母亲萧二娣所生。石炳铭是男孩中最小的一个。 　　“我家的情况有些不同，我祖父头脑开明，清末云贵总督衙门仿效日本，在昆明设立了新制学校，鼓励地方土司去读书。很多土司都舍不得让孩子去，认为送去那么远读书，是福是祸谁知道？我祖父让我父亲去了昆明。”石炳铭说，新制教育对父亲产生很大影响。当时抚夷镇边厅改为澜沧县，重新划分区、乡，石玉清开始出任区长（一个区约合三四个乡），后来区又缩减为乡，他转任乡长。 　　根据异地为官的原则，石玉清一年多半时间在外地，而石炳铭的几个哥哥后来也在昆明读书，整个募乃家族的经济就主要由石炳铭的母亲萧二娣掌管。 　　“从我记事起，家里主要依靠的是种鸦片。汉人不准种鸦片，但募乃旁边是阿佤族，非常凶悍，没有人敢管他们。我祖父、父亲和阿佤族交好，占了很多好处，官方也不想过多干涉。所以，鸦片我们有别人没有，赚了很多钱。”石炳铭说，阿佤族当时是半原始民族，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就种植鸦片换取粮食，维系生存。1915年前后，云南都督唐继尧曾派一个营去围剿阿佤族，结果全军覆灭，“我常听爸爸妈妈讲，这一个营的兵力穿着灰色制服，佩戴日式步枪，很整齐。结果营长和指挥官全部战死，以后就不再管他们（阿佤族）。” 　　说起鸦片，当时澜沧有大片土地种植罂粟花，所产鸦片品质在整个云南为最佳。石炳铭说，种植的鸦片，是当地百姓自己从印度引进推广。鸦片获利非常丰厚，“天天涨价”。甚至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也发鸦片财，由特货统运处供销鸦片。 　　除了鸦片，募乃土司领地内，还有一个很大的银厂。这座“募乃老银厂”，产量很大，是当时中国三大银厂之一，清乾隆时期最多员工有十几万人。不过，在石炳铭出生之前，这个银厂已被淘空，废弃在那里。“只剩下渣渣了，实际上也值钱，含有50%以上的铅，是战略物资。本来在土司领地，但完全自由买卖，谁有本事就拉去售卖。当时每天都有四五百匹驮马前来驮售，获利非常惊人。如果有商业头脑，把银厂管起来，收钱，收入将不得了。” 　　石炳铭的几个哥哥，外出读书陆续回来之后，也开始到缅甸、泰国等地从事国际贸易，贩卖进口来的洋货，也很赚钱，但收入总不及种植鸦片。 　　因为石炳铭的四哥在昆明读书时早逝，母亲为防意外，开始不准其外出念书，他升读中学的时间因此耽搁了四五年。这段时间，石炳铭主要跟随母亲做生意，生意范围包括鸦片和洋货，他负责记账。他们还开有制衣厂，制作的衣物卖给少数民族，也用衣物换取鸦片。 　　后来石炳铭去昆明读书，他的一个同乡朱云贵在学校被人殴打，他们70多个来自澜沧的同学为此打群架报复，事情搞大后，又不得不四处躲避，时间长达一个学年。那时石炳铭非常有钱，包下昆明景星街的一个滇菜馆，澜沧同学可随时前来就餐，时间长达半年。 　　三百挺机枪，民富土司强 　　募乃土司所辖区域实际并不大，石炳铭回忆，其中一块属地在竹塘乡――朱塘乡应为竹塘乡――有3000多户，一万余人，此外，还有大山乡等地，具体人数不详。据研究拉祜族和滇缅边疆历史的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博士考证，募乃土司石玉清之所以成为“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