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法盲和法制.docVIP

PAGE PAGE 1普法、法盲与法治** 感谢苏力老师对本文的每一次批评，正是他的批评，迫使我几易其稿，迫使我对中国法制和中国社会作出更为深入的思考。凌 斌**** 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级硕博直读研究生（100871）。lingbin@263.。开一万个政法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作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页。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页。一、问题的提出：法律遇到秋菊时长久以来，我国在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中一直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许多老百姓和官员违了法、吃了亏，都是因为他们是法盲，不知法、不懂法；所以，必须通过普法，让他们知法、懂法进而守法、用法，以最终实现法治。在许多学者和法制改革者看来，这当然是对老百姓真正有利的，因为只有自己懂得了法律才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违法犯罪，也不会受骗上当、受恶吏的欺压、受腐败法官的蒙蔽。同时，这也当然是对法治真正有利的，既然法盲是法治的障碍，当然就要通过普法来扫除法盲，为法治铺好道路。然而，对于普法、法盲与法治关系的这样一种认识，看似理所当然，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换一下视角，就会发现，虽然大多数立法者和学者都口口声声说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但却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老百姓的感受、听听老百姓在法律面前的遭遇。也很少有人真正对这一过程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有利于法治、在何种意义上可能危害法治作出学术的思考。一些敏感的法学家意识到了这些“人之常情”背后的“不通情理”之处，通过《秋菊打官司》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个案，提出了疑问和相反的判断。 参见，苏力： 参见，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冯象：《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文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原本不懂法的秋菊经过了民警、律师、公安局长和法院法官的“普法教育”之后，终于“懂得”了法律并且拿起了法律武器，去讨回自己要的“说法”；但结局却是，秋菊不但不像原本以为的那样在法律的庇护下保护了自己的权益，而且分明是在受着法律的愚弄，“失去了伊甸园”的她“满脸的困惑不解”。 苏力： 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那么，为什么法盲经历了普法，从不懂法、不用法变为懂法、用法之后，反而困惑了、反而吃了亏呢？法盲与法治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普法的现实意义和实质作用何在？这对中国的法治进程和法学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呢？二、法盲与法治：一种知识视角从我在本文的一开头就指出的人们的通常理解来看，秋菊最终的困惑依然可以从她“自己的‘法盲’身份和位置” 冯象：《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文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中发现原因：她的学习还很不够，还没有真正掌握法律知识；还需要对她进行再教育。而最早提出“秋菊的困惑”问题 参见，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苏力先生也同样是沿袭了这一“知识视角”，只是调了个个。他批评说，秋菊之所以困惑，不是因为秋菊无知、法律有知，而是秋菊有知、法律无知，是因为 冯象：《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文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参见，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这种知识视角的基础建立在如下判断之上：法盲能够理解法律知识，能够理解现代法制的这套“基于‘个人权利’的话语构造”； 冯象：《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文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否则，秋菊和法律各自有知无知就无关紧要，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 冯象：《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文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我认为这一前提判断是根本错误的。我还将从问题的起点，从法律遇到秋菊时开始我们的讨论。在《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