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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代的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山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张　洁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提及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隋唐时期的遣隋使、遣唐使，再次是宋元明时期的交流和发展，但很少涉及到清代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其实，虽然清代中日两国都处在“闭关锁国”政策的桎梏下，没有正式的官方联系，但两国的民间交往并没有中断。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清代中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仍然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在文化上也交流不断。 德川幕府时期（1635—1866）大致与我国清朝（1644—1911）为同一时期。两国由于各自的原因先后宣布锁国，因而并未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但互相间的小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将近两个半世纪中始终没有间断。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就靠着中国商船驶往长崎进行所谓的“唐船贸易”。长崎是当时日本向海外开放的唯一口岸。“唐船”是幕府时期对来中国商船的通称。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抵达长崎的唐船就有五、六千艘。也就是说每年平均有三十艘左右的商船到日本进行贸易。可见德川幕府时期，“唐船贸易”在中日经济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以生丝、绸缎、书籍、字画、茶、砂糖、瓷器、漆器、中药材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而日本输往中国的主要是金、银、铜、海参、鲍鱼、鱼翅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在当时日本处于贸易入超地位，金、银、铜等贵金属流出量较大，后来日本政府就采取了限制政策，实行了“信牌”制度，限制了唐船船数和金、银、铜等的流出量。并对唐船进港、返航路线、商人在长崎的居留地（也叫“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贸易税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这种贸易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虽然“锁国”政策对唐船贸易严格限制，却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木宫泰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说：“是等输入品，年年为数颇多。不仅为上流社会所喜，即普通人亦爱用之。直接间接对于日本人生活上，予以多大影响。”同样，唐船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当时日本金银的比价低于清朝，铜的价格也较低，因而有很多清商进行金、银、铜的贸易。还有一些商人接受清政府的委托，承办军需业务，由官库支银赴日本买钢，回国后按清朝官价卖给政府。由于这项贸易利润极厚，某些商人甘愿成为宫商，归内务府管辖，专门贩铜。初步估计从1684年至1866年近二百年间，从日本输入的“洋铜”就达三亿斤以上，这样才保证了清朝的铸币原料所需。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跟昔日一样，僧人、医生、商人等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很少，赴日的明清僧人却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有朱舜水、陈元赟等。他们长年在日本讲学、传经、行医、经商等，因而清代的考据学风、医学、博物学等风靡日本学术界。他们回国时也把日本的书籍和民俗等带回中国，使中国人也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日本社会的发展情况。正是他们架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随处可见中国文化的烙印，如日本文学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明清时期的小说以及冯梦龙和金圣叹的序跋和点评影响着日本读本的发展。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中国的白话小说陆续传到日本，适应了日本市民阶层对新文学艺术的需要。《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等都在日本出版了日本刻本。此外，明清时期的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医学、音乐、烹饪等方面也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伴随着中日贸易进行，中国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这中间也出现了一些趣事。从唐朝开始，日本政府就对中国古籍十分重视。日本来中国的遣唐使除了学习唐朝的文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将中国古籍带回日本，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得封户、晋位、赐姓。因而在唐朝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的古籍带回日本。著名的僧人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学法期间，干脆雇用20多个学生，替他抄录《金刚经》等经书。从宋代到明代，中国图书典籍继续传入日本。当时的日本上层人士就以习中文、写书法、读古籍为时尚，流传到日本的书籍受到很好的重视。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很多人认为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是日本强大的灵丹妙药，进而要求“脱亚入欧”。而早前从中国带去的文化古籍，在他们眼中变成一堆废纸，几乎到了论斤叫卖的地步。为了避免中国古典文化在日本有灭顶之灾，清代有很多思想家要去日本搜书。最有影响的是清朝的外交官员杨守敬。杨守敬是湖北宜都人，小时候就酷爱读书。他在科举考试中一直不顺，虽中了举人，但先后7次考试都失败了，迟迟不能迈入进士的门槛。尽管如此，长期的积累，特别是他经常出没于北京的书肆，使杨守敬具备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