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行苦乐历程.docVIP

温州商行苦乐历程 　　一个“意外” 　　 　　 　　2006年底，本刊为评选“2006年中国十佳城市商业银行”面向全国城商行发放了调查问卷，在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中，温州商行在2006年一系列经营数据反映出的优良表现引起了本刊的格外关注。这个“格外”来自于其在2006年取得的丰硕的经营成果，除此之外也包含多多少少的意外成份。浙江经济在全国表现抢眼这已是多年的不争事实，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与浙江繁荣经济相对应的浙江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也早为业内所共知。只是由于历史或者经营上的原因，浙江省内依然不乏有经营状况不尽乐观的金融机构，而此前的很多年，温州商行给人的印象就是浙江金融机构中的“落后分子”之一。根据银监会2005年对全国城商行的分类结果，在全国六类行中，温州商行属于三类行，落后于同省的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等商业银行，这个结果显然与温州在浙江所处的经济地位不相称。温州商行2005年的年报显示，该行年资本充足率4.13％，远未达到监管部门要求的8％的标准，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比率为3.31％，这一数据对以资产质量优异见长的浙江省金融机构来说也并不算突出。 　　然而这一切在2006年过去以后发生了质的变化，截至2006年末，温州商行的存贷款数较之上年均实现20％左右的增幅，利润也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核心监管指标方面，不良贷款余额为1.4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1%，分别比建行初的1998年底下降7.20亿元和28.15个百分点；2006年6月温州商行第二期增资扩股的成功使得该行资本金超过10亿元，资本充足率达到8.41%，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达7.50%。此时的温州商行不但各项监管指标均达到监管要求，在全国城商行队伍中也站到了前列。 　　 　　一部“苦难史” 　　 　　在笔者的采访过程中，感觉邢增福行长是属于那种比较让人“省心”的受访者，表情放松、思路清晰。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邢增福将其在温州商行六年里或忧或喜的经历娓娓道来。和众多浙江商人谨慎低调的作风一样，邢增福的言语之间从不提个人的功绩，谈话的主题从未离开温州商行，并将温州商行取得的所有进步、转变，对未来的规划设想等等统统归功于董事会、全体管理团队和员工的努力。笔者了解到的邢增福的惟一“私事”，是其在2001年出任温州商行行长之前曾任职于工行温州市分行，而这也还是邢增福在谈到初来温州商行所感受到巨大反差时才提及的。 　　成立于1998年年末的温州市商业银行，是重组原城市信用社的产物，有着一部和其他城商行相似的“苦难史”。2001年9月份邢增福来到温州商行的时候，发现不但没有了之前在国有银行的优越的环境，还要面对一系列相当严重的经营问题。沉重的历史遗留包袱，可用四个“8”来概括：不良贷款绝对额约有8亿元，城市信用社遗留的明亏挂账有8000多万元，非信贷损失类资产约有8000万元，以股抵贷造成的损失导致股本悬空将近8000万元。 　　资产质量差且规模并不大，却背负着沉重的人员包袱。温州商行在组建之初有员工1986人，2001年邢增福到来时该行仍有员工1400多名，与人员众多相对应的是机构多、网点单产低、效率低，员工素质低。那个时候，全行大专以上学历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不到一成，拥有中级以上职称员工不到1％，对应到经营方面，人均存款390万元，人均创利水平仅仅1万元。 　　 　　一场“翻身仗” 　　 　　 　　如果说温州商行的“苦难史”和全国大部分银行类似，那么和那些逐渐从困境中走出的银行同样相似的是，温州商行用6年的时间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截至2006年12月末，温州商行各项存款余额189.63亿元，比建行初增长425.44%；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41.12亿元，比建行初增长502.56%；资产总额222.37亿元，比建行初增长419.68%；实现拨备前利润4.22亿元，人均存款从39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800万元，人均创利水平从1万元增长到40万元。温州商行现有在岗员工1070个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员工占比79%。不良贷款率按照五级分类口径仅为1.01%，并且每年持续保持双降，收益水平高于国际国内平均水平。资本充足率达到8.41%，其他相关所有监管指标全部符合银监会的要求。 　　所有人都好奇温州商行何以变得这么快，邢增福认为，取得这些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理念的转变，定位的准确，管理的强化和机制的创新。在他看来，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温州商行的核心竞争力，其中理念的变化又是最根本的一点。 　　邢增福所强调的理念变化，就是要把温州商行从原行政机关似的单位转变成面向市场的现代经营体。和大多数国有银行做法相同，以前温州商行内部职位也和行政级别挂钩，这一状况在邢增福来的第二年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所有的处室变更为部室，对外的称谓也由处长变为总经理。称谓变化的背后蕴含着职责的变化，因为总经理是一个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