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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融资中国游戏 　　全球都在关注的碳融资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资本如何在其中寻找机会？ 　　 　　碳融资，受到政府、投资人和低碳产业界的追捧。全球碳融资总额在2009年和2010年都超过了1400亿美元。有人说碳融资是雾里看花，捉摸不透。究其本质，碳融资是一种政治意愿缔造的财富。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很多国家逐渐达成共识，人为的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通过温室效应造成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引发灾难性后果。为了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100多个主要国家在1997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规定部分工业化国家的法定减排义务，碳排放权在这些有法定减排义务的工业化国家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京都议定书》还特意规定了3种灵活机制，使碳排放权和碳减排量都成为了有价值的资产并能开展交易，这些资产称之为碳资产或者碳信用。碳融资，简单说来就是出售各种碳资产所获得的融资，通过碳交易发生。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就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一种以项目为基础的碳信用的交易机制。 　　 　　中国市场怎么玩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CDM项目卖方市场的绝对主力。截至2011年8月28日，中国获得签发的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ER）数量超过4亿吨，占全部CER签发量的一半多。已获得的碳收入至少有4亿美元，CDM项目主要分布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与提高能效、甲烷回收利用、燃料替代、化工废气减排、造林与再造林等领域。 　　中国企业参与CDM的模式基本是通过双边/中介途径或招标的方式与出价高的买家签订CER远期交付合同，货到付款，即当CER获签发并交付CER买家账户后，买家付款。合同CER的价格多为固定单价的形式，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伊始的前两年为5、6欧元左右，到2007年、2008年最高时达22、23欧元。后来受金融危机和二级市场价格下挫等影响跌至8、9欧元左右。在很多情况下，CER买家承担CDM前期开发费用，个别买家还能提供部分预付款或者设备融资。 　　CDM项目会因为碳融资收入而一定程度上改善收益率。比如一个5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假设一年产生10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即得到10万个CER。单个CER价格为10欧元，该项目业主将因出售CER每年获得100万欧元的CDM收入，大致相当于风电价格增加0.1元/度，按照21年计算，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增加约2－4%。水电项目根据年发电小时数和所属电网区域不同，1万千瓦装机一年通常能产生3－5万个CER，一年获得CDM收入30至40万欧元。一个煤层气回收利用项目，1万千瓦的装机一年可能产生20多万个CER，相当于一年200至300万欧元的CDM收入。因此，碳融资对不同类型项目收益率的改善作用迥异，化工类、甲烷利用项目最明显，其次是一些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 　　CER买方有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政府购买计划、私人基金、能源公司、金融机构和咨询开发商等。私人部门是这些买家的主力，接近90％。他们购买CDM项目产生的CER主要用于：履行本国或本企业的减排承诺，到排放贸易市场再交易获利，为了保护全球环境自用。其中以满足前两类需要为主导。 　　在碳交易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国内相关的一些金融活动也得到了发展，比如节能减排贷款和建立碳交易平台的尝试。兴业银行将节能减排贷款与“碳金融”相结合，创新推出以CER收入作为贷款抵押和还款来源之一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为寻求融资支持的节能减排企业提供了新的选择。此外，中国3家主要与环境、能源有关的交易所―北京、天津和上海环境交易所，则开始探索搭建国内碳交易平台的尝试。由于我国没有法定的碳排放限制，这几家交易所主要从自愿减排交易做起。 　　 　　政策阻滞碳融资 　　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仅就第一期的目标和相关配套机制政策达成一致，有关后京都的谈判历经数年艰苦的磋商，包括著名的巴厘岛会议、平庸的波兹南会议、多国首脑云集且热闹非凡的哥本哈根会议以及趋于低调平静的坎昆会议，至今却没有在强制性减排义务和市场机制等最关键的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这意味着，由《京都议定书》体系缔造的碳市场部分，在2012年以后能否延续尚为未知数。 　　欧盟碳交易体系，作为碳交易市场份额最大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历了第一期（2005-2007年）和与京都议定书并行的第二期（2008-2012年）之后，其第三期（2013-2020年）的相关政策也逐渐浮出水面。从目前的规定来看，欧盟第三期不会再接受HFC23减排项目的CER，这预示着中国化工类企业年入几亿碳收入的时代将远去。欧盟还表示，对于2012年底之后注册的CDM项目，欧盟只接受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项目，中国被排除在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