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风雨苍黄.docVIP

舆论监督风雨苍黄 　　“主流媒体”要发挥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我于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前七八年在“左”的禁锢下办报，后30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流中办报；其间目睹了“报上无批评，尽是莺歌燕舞”的情景，也经历了从禁锢到开放的大转折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舆论监督起起伏伏，但总的走势是从优良传统恢复到立体式舆论力量的形成。我们应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正视现实问题，决不能在新兴媒体发展的阶段，弱化“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从禁锢到开放的亢奋 　　 　　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报人，都深受“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祸害，一味强调为路线斗争服务，办报不讲真实性，版面上都是“形势一片大好”，没有批评报道，“假大空”盛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才真正回归到其真实位置上来。改革之初，我们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不遗余力宣传三中全会政策，批评阻挠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的思想观念和错误做法。那时，我任《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常在农村 采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强烈要求恢复生产自主权的呼声与日俱增。当时正值冬种，我便写了一篇题为“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左”的倾向。 　　稿件见报后，老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干部叫好，也有人大兴问罪之师。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到报社，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他当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长期以来，农村工作，包括耕种这类具体的农活，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仅农民说了不算，生产队长说了也不算，而是县里统一规划，公社督办，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当时有一种说法，只有三种人会种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的说是两种人，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但没有发言权。三中全会之后，有了中央政策的支持，农民要求生产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了。报社领导了解情况，当然对那位公社书记的批判文章不予理睬。 　　当时，对“大包干”的责任制很多人想不通，甚至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说，高层是通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劳动，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因而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而相当一部分地、县和公社领导思想是不通的。省里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 　　《南方日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反面典型展开批评报道。当时，报纸常出现的流行语就是“冲破禁锢，放宽政策”。但是有些地、县、公社领导就是想不通，认为现在已够乱了，再放宽还得了？在省里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些人在会上责难《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放言“《南方日报》这回跑不掉了”，要“秋后算账”了。对此，时任南方日报社党委书记的丁希凌和另一位领导陈培（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在会上理直气壮予以回应。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对《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是支持的。1981年4月初，任仲夷到梅县地区调研，我随同采访。他一路走一路看，听干部汇报，与农民交谈，听到的几乎都是对生产自主权和“大包干”责任制的赞许声。在离开梅县地区前发表调研谈话时，他对农村的形势归纳为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他说，“顺心”，就是顺乎了群众的心意；“顺手”，就是干部指挥生产顺当了；“顺路”，就是顺社会主义之路了。我根据随同采访来的材料以及任仲夷的谈话精神，写了一篇通讯，标题就是任仲夷讲的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发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任仲夷谈话精神的传播，对推动农村经济政策在广东的进一步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是是非非下了结论。 　　 　　优良传统恢复后的舆论监督提升 　　 　　被“文革”玷污的党报，在宣传三中全会精神中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 　　为什么说是优良传统呢？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党执政之初，也将党报的批评当做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那些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创刊后第一个著名的批评报道，是1950年2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批评了广州一名局长，批评他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 　　尽管如此，当时，《南方日报》却曾因批评报道一再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社地方报纸组给南方日报社来函，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经常有力。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纸工作述评，批评《南方日报》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