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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体所有制村社内置金融与农村发展与有效治理 　　分田单干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农村主要依靠外出打工收入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和农村治理。否则,农村将陷入小农破产和农村治理系统性瘫痪的困境。如果长期依靠外部资源,特别是靠农民工收入的输入来维系小农家庭经营和农村治理,农民市民化是难以实现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农民不减反增,从7亿增加到9亿多,因此增强农村内生性的发展动力,促进农村农民经济发展、财富增值和有效治理,同时不断帮助进城农民有偿退出村社――市民化,才是治本之策。 　　对于增强农村内生性的发展动力,时下存在两种主要的但决然不同的思路:一是土地私有化,农村金融外部化。即鼓励城市金融资本下乡,大力发展私人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金融主体去农民化,金融收益从农村流出,以下称“外置金融”。这样既可以促进土地等产权金融资产化,解决农民发展缺钱的难题,又可以解决村民退出村社、土地产权变现难的问题。这种思路以下简称“私有化+外置金融”思路。另一种思路是在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下,配套建立村社合作金融,即农民主导的金融,利息归村社成员,以下称“内置金融”。这样也可以实现农民土地等产权金融资产化,促进农民家庭经济、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帮助农民市民化,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村民自治制度。这种思路以下简称为“集合化+内置金融”思路。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的既有实践,对上述两种思路促进 “三农”发展的效果做相应比较。 　　 　　比较一:土地金融资产化的效果之比较 　　 　　农民有数十亿亩土地和水面,有数百亿亩山林和待耕地,如果这些静态的“生产要素”能够变成动态的“金融资产”,农民每年就可以动用数十万亿计的资金实现“自我发展”。所以,农村土地等“金融资产化”被视为促进“三农”发展的关键举措。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村金融就是建立现代农业的核心”。 　　如何让农民静态的“生产要素”――土地、山林、水面等转变为可流动的“金融资产”呢?农村改革30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私有化+外置金融”思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改革思路认为,只有废除产权“不清晰”的集体所有制,并给农民完全的私有产权,同时开放农村金融,特别是大力发展私人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甚至准许外资银行下乡等,即大力发展“外置金融”,农民的土地等产权才可以抵押贷款,从而获得数十万亿的“金融资产”。 　　在大城市郊区和发达地区,农民的绝大多数土地、山林等都是有“农转非”预期和农业服务业化预期的。推行“私有化”后,无论是“外置金融”还是“内置金融”,土地、山林等产权都可以在各种金融机构抵押贷款。但是,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农民的绝大多数土地和山林,无论是在国有银行、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还是外资银行,都是不可抵押贷款的,至少是不可能实现物有所值的。对此,很多人似乎没有清晰的认识。 　　同样为私有农地,大城市郊区和发达地区就可以在“外置金融”机构抵押贷款,而广大不发达农村则不可以。这是因为“外置金融”为不发达农村的分散小农所提供的服务存在三个致命弱点:一是贷款规模小、成本高;二是信息不对称,风险难管理;三是不发达农村农民的农地、山林等资产过于零碎、价值偏低,且短周期内升值预期几乎为零。所以,在不发达的广大农村,“私有化+外置金融”思路可为资本下乡低价兼并弱势小农土地等提供方便,难为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土地、山林等“金融资产化”提供实际的帮助。这可以从越南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历得到验证。 　　16年前,越南实施土地私有化改革,终结了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法律规定土地归农民家庭所有,农户可以依法自主买卖、抵押、租赁、继承土地。而实际情况是,越南90%左右的农村土地是不可能在“外置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的,且越南农民的贷款利息高达21%以上。越南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中国农民的一半。在2008年9月的一次调研中,越南农会主席说:“越南农村改革跟中国亦步亦趋,唯独土地改革比中国走得远。”最初推行土地私有化时,人们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够使农民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发展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外置金融”机构并不接受农民土地抵押贷款。土地私有化不仅导致农村水系和道路损坏后难以恢复重建,而且还导致农村治理体系的瓦解,严重制约了农村发展、稳定和治理。因此,越南不得不全面检讨土地私有化改革,重修《土地法》。 　　台湾地区的土地制度,在大陆学者心目中是“私有化”的。在数十年前的台湾农村,“外置金融”机构也不接受没有“农转非”预期的私有农地抵押贷款。为了解决农民贷款难,台湾当局出资近百亿帮助农民在农会内部建立农信部,这是农民组织的内部金融,农民主导、利息归农(即“内置金融”)。农民的私有土地是在农会的农信部实现抵押贷款的。台湾一般的乡农会农信部每年给农民的贷款大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