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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2011级一班 韩斌斌 2011509268 自从上了杨老师的课，确实对社会和自己身边的事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本课是关于文学，关于小说的一门课，故此查找了一些相关的材料，就近代文学的发展来阐述下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下面是我的一些观点。 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审美表现的中心。因而，如何表现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精神，便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当代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中，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曾因左倾政治的影响出现过弱化、衰退，乃至消亡，也曾有过它的觉醒、复苏与高扬。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伴随其中的批判与论争，在这个过程中则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限制或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时，人们对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认识，是建立在三四十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论争的基础上的。二十年代末，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宜扬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标准”。“文学家的心目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迅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批驳，在当时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内阶级斗争处于激烈时期，是很有必要的。他充分肯定了文学的阶级性，为革命文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是，对梁实秋普遥的人性所具有的合理成分。鲁迅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不仅表现出当时左翼文学观念狭隘的一面，也为以后文学否定人性找到了立论的依据。 四十年代在延安解放区整风运动中又一次展开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当时的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和革命年纷纷奔赴这里，使得陕北的这个小城，成为革命文艺家聚集的中心。由于许多作家、艺术家来自国统区，又多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便难免带来抽象的人性论和人类的泛爱论。他们有的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有的则主张“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毛泽东对人性、人类之爱的批判，长期以来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观点，对建国后的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基于以上两次论争，基于鲁迅、毛泽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述，建国初期的文学创作，涉及情感领域，多是歌颂共产党的恩情，抒写对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的怀念，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即使是写男女青年的爱情，那也是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纽结在一起。如《种瓜姑娘》巴尔汗姑娘和情人约定婚期等我成了共青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这里的爱情，基本超出了人性、情感的范围，变成了简单的同志式的劳动竞赛。 但是，人毕竟是有复杂感情的高级动物。只要从生活的真实出发，随时都会看到人性光辉的闪烁，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朱定的短篇小说《关连长》，应该说是当代文学中最早表现人道主义的佳作。小说写于1949年11月，叙述的是解放上海的战争中，我军第三连关连长率领战士摧毁敌人据点的故事。要炸掉这座作为据点的洋房，调动迫击炮轰炸，可能是一件酣畅痛快之事。然而，这座洋房却是一所学校，一个房间里还挤满了孩子。惨无人道的敌人就是想利用这些孩子做掩护。关连长决然放弃了炮队的支援，亲自率领战士逼近围墙，炸哑了敌人的机枪，保护了楼上满屋的孩子，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品歌颂的正是这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与敌人利用孩子。以维持自己的苟延残喘相对比，这种精神越发显得光彩照人。然而，当这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却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什么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什么没有高度战略思想的拼命主义冒险者，什么“违犯纪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动”等等。直到三十年以后，对《关连长》错误批判的危害性才被人们所认识这是建国以后我们文艺界的第一次批判。虽然那时还没有把谁打成反革命，但那种简单粗暴的态度，无限上纲的措词。以及用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对文艺创作的横加干涉，应该说，开了此后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批判运动的先河。1954年前后，路翎连续发表了几篇反映抗美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