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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增长视角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效果评价 　　摘要：本文使用协调度模型，以南京市为例，通过计算城市用地增长总量、强度、效益和用地结构的协调程度，表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于城市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于土地利用的调控方式在延续了其一贯以来思路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了对用地总规模和增量的指标限定、以及中心城区范围划定两个方面，对城市增长总量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同时增加了两项效率调控指标，对城市用地的强度也有明显的调控作用。然而，由于欠缺对城市内部土地利用方式的直接调控措施，影响了规划实施后城市增长各方面要素的协同调控绩效。因此，规划今后的修编侧重点应放在科学预测城市增长的规模、强化增长边界内的用地管控上，并且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注重与其他部门联动管理。 　　关键词：土地规划；城市增长调控；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5-0-03 　　一、引言 　　城市土地是国民经济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资源资产[1]，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城市的人口与建设用地规模都在迅猛增长，自2000-2013年间，中国城市化率从36.22%增长至53.7%，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以每年1991km2的速度递增，城市增长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城市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管理方式的优化被重点提出，“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被强调，因此，如何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对城市增长进行有效管控，引导城市土地合理布局、理性扩张，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探讨本轮规划修编以来对于城市增长的调控作用有多大？能否将我国城市增长由增量增长模式向存量增长模式进行调整？基于这些问题，本文第二部分回顾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利用协调度模型，通过计算城市用地增长总量、强度、效益和用地结构的协调程度，表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于城市增长的影响，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1.指标设计和模型构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于城市增长的调控体现在对于城市用地增长的速度、数量、类型、模式和质量的控制上[2][3]。其影响具体表现在：有效控制增长总量，提高增长强度和效益，以及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四个方面，本研究将其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如表1。 　　（1）综合评价。通过线性加权和法计算分别对4个指标进行评价。 　　由于城市增长包含的4个评价指标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所以本文采用加权连乘法计算4个指标的综合水平。 　　（2）评价指标协调程度。通过分析城市用地增长总量、强度、效益和用地结构的协调程度来评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城市增长的调控作用，计算评价指标的协调度指数[4]。 　　式中，CD值越大，即Cmin与Cmax越接近，则意味着在这个时间断面上4个评价指标的水平彼此越相近，协调程度就越高，反之CD值越小，意味着4个评价指标的水平参差不齐，协调程度越低，0 CD1。 　　2.总量指标 　　从土地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衡量城市增长总量变化主要涉及到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绝对数值，即城市建成区的规模总量和扩张速度的变化。此外，针对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可以采用城市扩展系数（Urban Expansion Coefficient）作为衡量城市增长规模的变量指标，即为城市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比值，衡量标准值一般采用城市扩展系数为1. 12的国际临界标准[5]。若该系数大于1.12，表示该城市的土地利用呈现粗放利用模式，用地增长速度超出了城市扩展的合理范围；若该系数小于1.12，则表示该城市的土地利用呈现集约节约利用模式，属于精明增长的范畴。 　　3.强度指标 　　在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增长总量体现了城市土地利用水平方向的发展，而增长强度体现了土地利用垂直空间方向的开发利用程度[6]。城市增长强度的衡量标准为城市容积率（Urban Floor Area），是指城市房屋总建筑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的比值。城市容积率则体现的是城市区域内的土地开发强度。一般而言，城市容积率越大，表明城市增长强度越高；城市容积率越小，表明城市增长强度越低。 　　4.效益指标 　　效益评价是衡量城市增长是否高效的重要标准。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7][8]，本研究选取了4项衡量指标，分别对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后，城市土地利用数量的变化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产出做出判?唷Ｆ渲校?地均二三产业产值和地均财政收入2项指标表达城市用地增长的经济效益；地均二三产业就业人数表达城市用地增长的社会效益；人均绿地面积表达城市用地增长的生态效益。在各效益指标进行标准化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