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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鸣琴而治”看领导的用人与授权 　　河南内乡县县衙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级官署衙门之一，而该县衙最负盛名的是在县衙的二堂上悬有一块“琴治堂”的匾额。一看到“琴治”二字，我们可能会产生丰富的联想，究其历史，还要从一个记载在《吕氏春秋?开春论?察贤（之二）》的典故说起。 　　这个典故的大意是，巫马期是孔子的弟子，他治理单父时兢兢业业，早出晚归，昼夜不闲，凡事亲力亲为，单父治理得很好，但巫马期却因此重病在身；后来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宓子贱接替巫马期去治理单父，但宓子贱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似乎很“无为”，单父也治理得很好。巫马期就向宓子贱询问其中的缘故。宓子贱说：“我的做法是使用人才，激励别人去做事，你的做法是自己用力；自己用力的人当然辛苦操劳，使用人才的人当然安逸。” 　　要是仅看这个典故的前半段，在理解上很容易走偏，好像弹弹琴就把一个县治理好了，这不是在误导世人吗？宓子贱好像有不同于巫马期的特殊能量，只需弹弹琴就能轻松搞定一个县的政务、民生。其实宓子贱看似轻松的、好像很“无为”的治理过程的真正奥妙隐藏在与巫马期的对话当中，这就是领导凡事都自己上阵还是授权激励别人去做。不知当年倡议题写“琴治堂”匾额的人的潜意识里有没有“领导艺术”几个字，其实他要表达的正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用人与授权。 　　首先，关于用人。什么都自己做那是劳模，不是领导，能调动激励他人做事的才是领导。但有的领导会这样认为，我就是因为做某项具体工作做得出色才做领导的，我要是做这项具体工作起码能做到95分，要是授权给其他人做得最好也就是80分，怎么办？我们可以这样算账，你做95分的工作做20份，都很出色，1900分（95×20=1900），自己很有可能就会像巫马期那样，积劳成疾。但如果你能调动100个有80分工作能力的人，其结果是8000分（80×100=8000）。1900与8000正是小格局与大格局、小事业与大事业、小视野与大视野的差别。 　　领导用人，将领导手头常规性的工作分解出去，这只是领导艺术的一个层面。有人会问，95分与80分的差距怎样弥补？所以，领导用人的第二个层面是要用能人。刘邦得天下后问大臣们他得天下的原因，大臣高起、王陵说：“陛下能与天下人利。”就是说刘邦搞分封制，利益不自己独享。刘邦说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得天下是因为有张良、萧何与韩信这三个能人的相助，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而张良的谋略、萧何的管理与韩信的军事才能都是当时顶尖的，这才是问题所在。刘备能在乱世诸侯逐鹿中原的竞争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很大的层面上得益于“文有卧龙、凤雏，武有关张赵马黄”等旷世英才；唐僧取经更是离不开齐天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和龙王三太子的鼎力相助；宋江能拳打山东、足踏天下就是因为有各路英雄好汉的追随。所以，领导的成功就像打江山得天下一样，要看你手下四梁八柱的水平，领导只有将手头的工作分解给能挑大梁的能人才可能获得成功。 　　领导用人，并且要用能人，但并非所有的岗位都需要清一色的能人或者顶尖的人才，在这里要考虑能岗匹配的问题。大专生可以胜任的岗位并不需要博士生来就职，沙和尚在西游记团队里的工作主要是后勤保障，紧急的情况下兼而有些助战的任务，这种岗位就不需要七十二变、筋斗云、火眼金睛等顶尖的能力。《吕氏春秋?孝行览?必己（之三）》有一个《孔子马逸》的典故，说孔子在路边歇息，他的马挣脱了缰绳吃了老农的庄稼，老农就把马给扣留了。一向能言善辩的子贡自告奋勇请求去说服那个老农，但这个老农对子贡高大上的言谈内容一点都不感兴趣，倒是给孔子赶车的“鄙人”（刚刚跟随孔子学习，并有些粗俗的人）去了之后，一通接地气的沟通，那个老农就把马还给了孔子，老农还开心地对“鄙人”说：“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这句话的主要意思：“这样说话多直截了当呀，怎么能像刚才那个人那样呢！”在《论语》中，子贡除去与孔子及其孔子的弟子有对话之外，其他与子贡有过对话的分别是太宰（掌管国君宫廷事务的官员）、棘子成（卫国大夫）、公孙朝（卫国大夫）和叔孙武叔（鲁国大夫）。看来孔子为子贡安排的公关岗位只是用来与高层对话的，而子?这个利口巧辞，善于雄辩，被誉为“孔门十哲”之一的高才生也不擅长与基层民众沟通。如果孔子需要一个与基层群众沟通的人，那个“鄙人”倒是更合适一些。所以，高能配低岗与低能配高岗，前者是过，后者是不及，正如孔子所说：“过犹不及。”只有本能配本岗才是中庸之道。 　　其次，关于授权。关于管理中的授权问题，美国内陆银行总裁D?拜伦曾提出拜伦法则。他说：“授权他人后就完全忘掉这回事，绝不去干涉。”而“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罗的例外原则中也包含授权的问题，他认为领导应该处理例外的、非常规的工作，要将例内的、常规的工作授权给下级，并保留监督权。两者相比，授权后不干涉倒是正确，但完全不过问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