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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审判法官论坛·未成年人保护分论坛”综述 　　2017年5月5日，“家事审判法官论坛?未成年人保护分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华东政法大学共同主办，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协办，中美老龄问题研究中心承办。上海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林国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祥青、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等领导，以及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徐建，华东政法大学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来自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山东、安徽、江西等多个省市法院的法官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代表围绕“未成年人保护”这一主题，分别就“家事审判制度改革”“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离婚案件抚养权”“离婚案件探望权”“亲子关系认定”等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深入探讨。 　　一、家事审判制度改革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王建平提出，为了奠定今后少年审判规范化运作、可持续发展乃至于立法完善的基础，建议建立符合少年家事审判规律的诉讼程序，进一步规范现有的离婚纠纷审理法则；谨慎处理抚养权归属纠纷；探索建立诉讼期间先予执行探望权制度、绿色通道制度、多元调解制度、圆桌审判制度、不公开审理制度、社会观护制度、诉讼引导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心理干预制度以及回访帮扶制度等；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监护权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应对《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遇到的新问题。王建平庭长认为，少年家事审判工作涉及政府和多个社会领域，需要各方通力合作，进一步完善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一条龙”的工作机制。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社区管理和学校管理等问题，适时提出司法建议，帮助有关机关和单位堵漏建制，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各项措施，强化司法预警、引导和保护功能，增强办案效果。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认为，当家事诉讼中涉及未成年人利益时，现行立法与诉讼程序已难以有效契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主要体现为：第一，未成年人无独立的诉讼地位，诉讼能力不足；第二，法官单纯消极居中裁判，易导致未成年人利益受损；第三，刚性的审理程序难以抚慰家事诉讼中遭受情感损伤的当事人及未成年人；第四，诉调对接与调解机制尚待完善。王伟法官建议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审判模式进行如下改革：第一，转变审理思路，变更审判模式，将能够帮助控制、转变非理性情绪的审理要素纳入到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审理中去。第二，将诉前调解作为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的起点，利用调解更易于被接受、更具柔情的性质，有效发挥居中人员的能动性，实现调判的有效衔接。第三，在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审理中，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身心发展、认知能力的不同，在诉讼引导和释明上作相应区别对待。另外，还应当贯彻社会观护制度和心理干预与矫治制度，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夏孟宣等人认为，当前涉未成年人家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诉前重视父母离婚自由而轻视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诉中重视身份和财产关系的处理而缺少对未成年人人格和情感的保护；诉后重视约定协商的内容而轻视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内容的实际履行效果。对此，夏孟宣法官等人建议，在婚姻关系上，从家庭自治到公权介入，限制有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明确界定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在诉讼程序上，从平等对抗到弱势倾斜，建立特殊的家事证据裁判规则，强化法官审理案件的职权探知；在位阶次序上，从权利本位到义务先行，从离婚自由向涉未成年人保障优先转变，父母探望由权利向义务转变，抚养费由道德约束向强制转变；在权利保障上，从涉未优先到利益最大化，突出未成年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设未成年人独立代表人制度，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夏孟宣法官提出，虽然家事纠纷本属家庭内部自治的范畴，但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则应从保障弱势群体尤其是未成年子女角度出发，强化职权主义，打破家庭自治和个人协商的状态，实现国家公权力对家事诉讼的合理介入，促成离婚自由前提下未成年子女权益的最大化。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佩指出，离婚案件的处理不仅要解决当事人的情感纷争，而且要承担起调整、修复和治疗家庭关系等功能，维护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但是我国目前离婚诉讼制度中关于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维护现状堪忧，原因在于：第一，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第二，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离婚诉讼中主张、保障未成年子女被抚养、教育权利的具体措施和途径；第三，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权益不能得到救济的法律后果；第四，长期以来将子女问题作为离婚案件附属问题的审判思维和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为此，李佩法官提出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救济制度的构想：第一，在婚姻法中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第二，细化未成年人在离婚诉讼中的权利；第三，在离婚诉讼中建立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