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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诸帝的佛教认知与政治文化环境 周齊 作者周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明朝诸帝中，宠佛排佛的都有，佛教的境遇因之而有冷暖变换。但整体看，经过太祖和成祖两代的强势统治，明代统治阶层已形成比较成熟的佛教认知和政策原则，各代基本受明初确立的认识理念和政策模式的深刻影响。但因帝王换代以及宗教趣味不同，各代也各有特点。同时，明朝帝王的佛教认知以及对于佛教的不同态度更与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以明代政治文化环境为考察背景，透过明代几代帝王对于佛教的认识以及宗教意趣的变换，尝试从一个新角度对明代帝王与佛教及其政治文化环境的关系略作解释。 一、明太祖的佛教认知与政治文化环境 佛教在中国社会，固然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因素的综合作用，但在君主专制体制王权至上的社会形态中，帝王的好恶对于佛教的发展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力。僧人们很早就认识到： 史家亦谓： 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 这种状况在明太祖专制集权极其严重的洪武时期自然是更不例外。 （一）明太祖的佛教认知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起自寒微”的皇帝，而且在其从社会最底层攀缘到最高统治者的经历中，与佛教因缘密切。他曾经出家为僧并与秘密宗教有染，但这是为后人乐道却为朱元璋深忌的经历。当时若用了与“秃”“僧”等谐音的字，都可能遭杀身之祸。在争夺江山的征战中，朱元璋也很注意利用僧道中人，乞求神佛的护佑，更标榜奉天承运。继承大统后，朱元璋看待佛教的角度有所变化，着重在统摄全局的角度摆置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和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并始终重视世俗政权对佛教的控制和管理。如洪武初就征召江南名僧入京，建“善世院”，统理天下释教。十四年便正式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严整的僧官体系。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佛教政策。而平时于日理万机之中，还时常与其赏识的僧人坐而论道，阅藏著述，发表议论，对佛教施加影响。这个从社会最底层经过出生入死的奋斗才坐到皇帝宝座上的开国皇帝，实行强权政治且注重实效，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认识很实际，利用三教维护政权的手段也更娴熟。那么，作为帝王，明太祖是如何看待佛教的呢？ 首先，以其统治者的立场看，认为“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　 通过历数梁武帝等数帝沉溺佛道的事例，明太祖认为，帝王佞于佛道必将怠政而致国废，僧道献媚于王侯则毁及自身并连谤及法。释道之于帝王的意义在于教化愚顽，暗助王纲。若使凶顽者敬信佛法，有利于王纲；使愚夫愚妇供养佛僧，有利于国风淳厚；但王臣流连山林则于民不利。佛教“非帝者证果之场。若不解而至此，縻费黔黎，政务日杜，市衢嗷嗷，则天高听卑，祸将不远，豪杰生焉。” 帝王应做的是“宵衣旰食，修明政刑，”使“四海咸安，彝伦攸叙，……昆虫草木各遂其生，”由此而“永为人皇。”对于佛教，王侯大臣应做的是以政令使之 “无有敢谤，听化流行，”这是“非王侯大臣则不可”，亦是“佛法付之国王大臣”的意义所在。王臣和僧道各有其维护王纲所应起的作用和应在的位置。 不过，朱元璋对于佛教的关注，还是引起了尚儒者的抗言。其实，纵观朱元璋的作为，其好释氏之教与诏令严厉清理释道二教，同是服务于政权统治的需要，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朱元璋的宗教认知也是很实际的，乃至将佛国天堂也拉在了世间，称“佛天之地，未尝渺茫，此等快乐，世长有之。”认为只要帝王善为，王侯大臣善佐，“取有道，保有方，岂不佛法之妙乎？”显然朱元璋的认识并不等于无神论，但是对天堂地狱神鬼诸说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此时此地可以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彼时彼地又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佛因不同的实际需要而相应发挥超现实或最现实的不同功能和作用。务释教不能保国，但利用释教则可暗助王纲，这是朱元璋对于佛教的一个基本认识。 其二，认为佛教可以“阴翊王度”，“暗助王纲”。 朱元璋很喜欢引用柳宗元所谓佛教可以“阴翊王度”的话，显示出对这种作用的特别重视和认可。他还特作解释说： 佛之道云阴者何？举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将来，其应莫知，所以阴之谓也，虚之谓也。其圣贤之道为阳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将来，其应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验，所以阳之谓也，实之谓也。 这是说，将一些单靠“阳教”——儒家学说——不易处理或消解的社会现实问题或紧张关系，辅之以“幽远不测”的“阴教”——佛教等宗教说教——来加以抑制或消解。朱元璋君臣很重视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辅助统治。对朱元璋佛教见解多有影响的大学士宋濂也颇多阐述，称佛教“历陈因果轮回之说，……有补治化之不足？” 积极建议朱元璋“诏天下诸浮屠，是习是讲，将使真乘之教与王化并行，治心缮性，远恶而趋善。”朱元璋不仅采纳还鼓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