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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与重庆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摘要】基于1998―2012年重庆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FDI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数据采集，利用Eviews8.0软件建立了关于FDI与重庆GDP的计量模型得出FDI对重庆经济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就如何更好地利用FDI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FDI；重庆；经济增长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FDI）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外国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交易中的主导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成果显著。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为对外借款，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相对较少，仅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额的10%左右。进入90年代，每年流入我国的外资规模不断扩大，FDI占比不断提高，并且在2002年时，我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FDI流入量最多的国家，FDI流入量达3450.75亿元人民币。在FDI大规模流入的同时，我国的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高倍增长。FDI在我国各地区分布并不平衡，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有着明显的差异。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的FDI达18716.9亿元人民币，其中，东部地区吸引的FDI占全国外资总额的71.91%，中部地区为14.88%，而西部地区仅占13.21%。从FDI增长发展的趋势来看，近年来，中部和西部引入的FDI占比在不断提高，但与东部相比，区域之间差距仍然很大。因此，研究一个区域的FDI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引导和利用FDI来减少本区域的经济增长方面的质量，进一步促进我国各地区经济能够协调持续发展。 　　二、文献回顾 　　FDI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缺乏外汇和储蓄的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能够最大限度地填补资金缺口。对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指出，资本的增加与经济的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索洛（Solow）等人围绕这个框架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该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均衡的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能够在短期内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根据这一理论，FDI的增加一方面必然会导致总投资的增加，从而增加了资本的总供给量。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引进、竞争环境的改善和溢出效应的有效加速，FDI能够在资本标记产出上进一步提高，进而提高了所投入资本的生产效率。而在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时，该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只能依靠技术进步。若一国没有受到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的冲击时，该国经济不能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FDI和国内投资在没有外生因素的作用下，均会受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无法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该理论无法解释FDI能够促进东道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现象。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Lucas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Romer（1987）用知识投资溢出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认为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该理论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关于技术外生性的假设，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会推动一国经济实现长期增长。基于该理论，FDI将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产品技术、管理经验以及研发成果向东道国企业扩散，提高了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以此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方面，国内外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Borentein等（1998）对69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有资本集聚效应，更关键的是FDI是东道国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渠道。因此，他们认为FDI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于国内投资。Demuger（2001）研究发现，FDI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FDI的流入加强了东道国本土企业和国外企业的竞争，提高了本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使经济得到增长。魏后凯（2002）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定量地证明了我国东、西、中部经济增长的差异有90%是来自FDI的差异。 　　然而，有许多学者在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持有相反意见。Kholdy（1995）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东亚十余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未发现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邱斌、杨帅、辛培江（2008）运用数据包络模型的Malmquist指标方法，经过研究分析得出，本土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能力有限，不能够与FDI高效地融合，并且本土投资会受到FDI的排挤，当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差距越来越大，“挤出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的同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