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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和PPI指标体系间传导机制解析 　　作者简介：梁思雨（1993―），女，河南驻马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基于2008年1月至2014年11月的月度CPI和PPI指数数据，研究两指数间的带动关系，反映出CPI指标体系和PPI指标体系之间的传导机制和依存关系。实证结果表明，CPI和PPI具有长期协整关系，PPI是CPI的格兰杰原因，且滞后于后者3个时期，也就是说近几年来，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中，供给因素相对于需求因素较为突出。 　　关键词：CPI指标体系;PPI指标体系;传导机制 　　引言 　　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是指商品生产出来之后，最初形成的、由生产者出售的价格，我国编制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体系包括工业品第一次出售时的出产价格和企业作为中间投入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等所形成的指标体系，是反映工业生产价格变化趋势和变动幅度的统计指标体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即商品进入消费领域时的价格或消费者购买价格，同样地，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体系是反映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一组代表性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变动幅度的统计指标体系，以零售量或居民消费量为权数，反映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水平。两种价格指数在计算过程和用途上区别很大，但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根据流通经济学理论，从供给角度来看，PPI很大程度上决定着CPI，从需求角度来看，CPI反过来也影响PPI。只有明晰我国PPI指标体系和CPI指标体系之间的传导机制，才能更好地确定我国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型”还是“需求拉动型”，以此才可能制定长远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我国的价格传导机制究竟呈现何种趋势，本文就针对我国的PPI与CPI之间的传导关系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PPI指标体系和CPI指标体系是我国价格指标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两者之间的传导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就其传导机制可分为以下几点进行综述。 　　（一）从引导先后顺序看 　　1.CPI引导PPI 　　贺力平等（2008）基于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的月度数据对CPI和PPI作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发现CPI是PPI的格兰杰原因，PPI经过1-3个月左右的时滞对前者的变动作出反应。[1]并且贺力平等（2010）就徐伟康商榷文章提出的质疑，再次进行了一些改进和检验，并得出了与原文基本一致的结论。何光辉（2009）分别从结构和动态两视角考察国内CPI与PPI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证明在总量水平上CPI引导PPI，但其结构分量之间存在一致性。[2]刘凤良等（2011）首次引入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来研究价格传导机制，以滞后期增广的VAR为基础，采用Bootstrap的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了贺文的观点。Koutroumanidis等（2009）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ECM等模型，发现两者信息不对称，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CPI引导PPI。[3] 　　2.PPI引导CPI 　　针对以上CPI带动PPI的观点，相关学者提出了相悖的观点。杨灿等（2013）运用谱分解的非参数频域分析方法，得出了短中期内CPI与PPI互为传导关系，但是从长期来看，PPI向CPI的传导占据主导地位。樊孝菊等（2013）基于Diks和Panchenko提出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内，PPI是CPI的Granger原因。[4] 　　（二）从线性与否看 　　1.CPI与PPI呈线性关系 　　刘敏等（2005）证明出PPI与CPI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且PPI对CPI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期。董直庆等（2009）利用互谱和CF滤波方法，从时域和频率两个角度考察PPI与CPI的关系，短期内CPI是PPI的先行指标且领先于3个月，中长期两者同步波动。[5]徐伟康（2010）就针对贺文提出了质疑，采用相同的数据建立VEC模型却得出了与贺文相异的结论：CPI和PPI互为对方的格兰杰原因。张成思（2010）运用向量系统下的协整分析方法，得出我国上中下游的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处于上游的PPI对处于下游的CPI具有显著的动态传导效应，而后者对前者则存在反响传导的“倒逼”机制。[6]邓月明等（2011）建立在非线性动力学的基础上，构造了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揭示了两者是共栖的关系。张立（2012）也证实了此观点。[7] 　　2.CPI与PPI呈非线性关系 　　PPI与CPI之间的传导机制错综复杂，很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动态变化关系。在此论证的基础上，桂文林等（2011）通过TS季节调整模型和HP滤波方法对定基PPI和CPI进行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