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义之境儒家价值判断力生成及其旨向.docVIP

情义之境儒家价值判断力生成及其旨向 　　作者简介:陈晨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儒家哲学并非保守僵硬的教条,而是语境性的、人本的、具有创造力的思想体系。在具体的语境中个体需要综合各方面的条件作出“合宜”(合情合理)的价值判断,而作出判断的基础则在于个体的价值判断力。但这一价值判断力必须在真实情感的基础上形成,因为唯有通过真实的情感才能求得人之本心,价值判断力才能实现历史传统、当前语境和个体自身的完美和谐。个体的主体意识通过价值判断力的形成而建立,并最终达至审美境界,从自在走向自由。 　　〔关键词〕 情 理 义 价值判断力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0)04-0058-07 　　 　　众所周知, 儒家哲学并不注重对先验理性的追寻,而更多的是对语境、对现实中的人本身的关注。可以说,人伦日用才是儒家哲学立论的根基。在生活实践中,儒学既给人们提供某种范导,如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8226;述而》,本文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同时又认为不能过于执著,要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即希望能保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愚以为,儒家有关“义”的哲学之思正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可能出路。 　　 　　一、“义”之作为价值判断力 　　 　　普遍认为,“礼”产生于统治者欲与神灵建立和保持某种关系而制定的形式化程序,而后逐渐发展为制度节文和社会规范,个人据之以安身立命。作为传统文化的累积与展示,“礼”是人类行为的模本与依据,因而孔子再三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立于礼”(《泰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对“礼”的僭越常令孔子愤慨不已,如其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又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孔子并不认同对“礼”的刻板遵循与服从,而认为可不必拘守传统,可以对之予以适度更张。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礼之本在于内在心志而非外在节文。又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礼之本既不在仪文,尽可从俭。用纯俭于用麻,故孔子以为可不必率由旧章。然不守旧章非谓可从众俯仰。于拜上拜下之间从下,可见孔子对传统礼制,有所坚持又有所不坚持。如何对具体情境中的礼仪进行判断以决定是否坚持,其中亦有一根本理据,此即所谓的“义”。《左传#8226;成公二年》载孔子语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桓公二年》晋师服曰:“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礼以行义”与“义以出礼”即谓“礼”由“义”出,“义”为“礼”之根本,劳思光先生说:“‘礼’之本义为一生活秩序,故‘礼’观念即是‘秩序性’观念;一切秩序之具体内容(即仪文),可依(理)而予以改变,而不必拘守传统,亦不必顺从流俗。而此一‘理’即孔子所说的‘义’。”[1] 　　“义”的概念相当难解,其究竟是道德标准或是一种理智能力,学界众说纷纭。毫无疑问,“义”在《论语》中常被当作道德品质使用,与“仁”、“勇”等一样为德性之一种;同时“义”也是个道德标准,各种行为可据之判断为“义”或“不义”。然而其更根本的意义却是作为一种能作出具体判断的人性能力,它决定了礼是否可以背离以及在特殊的情境下该如何作为。从来源上说,具体的“义”受某种“道”或“理”的规范,如谓“行之不过,知道者也”(《性自命出》);“仁生于人,义生于道”(《六德》);“义者循理”(《荀子#8226;议兵》);“义者理也”(《荀子#8226;大略》);“义者循理而行宜也”(《淮南子#8226;齐俗训》)。“道”或“理”的含义相当多样,如天道天理、形上意义的道和理、文化传统乃至当前社会中的种种规范等。安乐哲先生认为儒家哲学不能借助任何超验原理进行诠释,“因此,儒家不考虑抽象美德的实质,他们更关注对特定语境中个体行为的诠释”[2]。诚然如此,儒家哲学确实表现出如上之特征,但“义生于道”、“义者循理”等说明了儒家哲学仍不乏对形上之“理”的关注,只不过它们并非关注的焦点。“理”的主要表现形式一为传统所体现的理智要求,二为当下语境中所需要的社会规范。蕴积了传统意义的“礼”是“义”的重要载体,在对“礼”的循守上个体不仅言语行事有所根据,也从中获得并塑造了个体之“义”,安乐哲先生认为:“人在学习和表达‘礼’的过程中寻求先人之‘义’,且据此促发和提升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