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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先正事略史料价值浅析 　　摘要：本文在概述李元度生平及著述的基n_V-，探讨了《国朝先正事略》在清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评析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分析了它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关键词：《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史料价值；缺憾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3-0169-02 　　 　　一、李元度及其《国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1821～1887)，字笏庭，号次青，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今湖南省平江县中沙村人，清朝大臣，学者。著有《国朝先正事略》(以下简称《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1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平江十三君子事略》2卷，并主篡《南岳志)26卷、同治《平江县志》58卷，此外尚有《小题正鹄》、《杜墓考》等单篇文章。 　　他的《事略》篇帙繁浩、内容宏富，在私人编撰的清代史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虽非一流的史学著作，但就研治清史而言。其“裨益于史学甚伟，学者不可不披览之”(《中国近代史论丛》)。 　　李元度《事略》的撰写始于同治三年(1864年)，终于同治五年(1866年)，而其记事则始于天命元年(1616年)，终于其开始撰写的同治三年。全书60卷，一百余万字，分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等七门，共记述清代人物1108人(其中立正传者500人，附传者608人)。 　　《事略》的撰写虽只费时二年，但据其《凡例》所说，是“三十年日力，多费于此。”可见李元度在此书撰写上几乎是耗费了他自己的大半生精力的。李元度三十年来之所以孜孜于此书，是因为他觉得清代“二百余年，名卿巨儒，鸿达魁垒之士应运而起者。不可殚数。其舒谟政绩，具在国史，类非草野之士所能窥；而其遗闻佚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见于诸家文集中。特未有荟萃成书。以备掌故而为徽文考献之助者耳。”因此“备掌故”、“徵文考献”是李元度写作该书的直接动因，这也是他作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所具备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该书也存在着他作为封建文人的局限，如他声称该书的撰写目的就是要“使阅者知所效法，可以坐言起行”，要使阅者“油然而生忠孝之心”。然而瑕不掩瑜，《事略》以其卷帙之繁富、取材存史之详赡、所持学术思想之谨严、记述人物之详备等特色，在浩如烟海的清代人物传记之中脱颖而出，对清代综合性的大型人物传记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二、《国朝先正事略》的史学价值 　　 　　《事略》成书之后，在海内外影响颇大。李元度自谓该书“为海内名流所许可”(见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36《答与太守敏华书》)。曾国藩也为之作序，并称赞该书“矜炼岁月，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博雅公核”，“上跻周家雅颂誓诰之林”。因而“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清末学者朱孔彰也说：“读其书者，恍然如与先贤晤，而动其诚敬仰慕之心。”(《事略续编》朱孔彰序)今人萧一山说是书“删繁就简，别有义法”(《中国近代史论丛》)。冯尔康也说该书“颇有史料价值”。然而上述诸人只是就该书作一总体的评价，很少深入论述其史学价值和贡献。概言之，《事略》的史学价值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承“实录”传统，实事求是、直笔不阿。虽然其《自序》和《凡例》声称清王朝“列圣相承，重熙累洽，炳焉与三代同风”、“治跻隆古，主圣臣贤”，不免有歌功颂德之嫌，并且指出该书的撰写目的就是要将列圣的“深仁厚泽”、名公巨儒的“勋绩议论、嘉言懿行”著之篇籍。使其传之不朽，但在实际的撰写过程中，他往往超越了这一主观意图，对当时人物及其事迹进行了如实的描述。首先，李元度的“实录”并不回避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在清代文字狱风行的情况下，表现出极大勇气。如他记述康熙皇帝于公元1866年秋天到瀛台教各位皇子学习骑射时，侍讲徐梦公“不能挽强”，因而“龙颜大怒”，下令将徐打成重伤，籍没其家产，并将其双亲远戍黑龙江。虽后经徐的哀泣、大臣的祈求，其父母的远戍得免，然此事却生动地体现了封建专制政体下帝王的淫威，揭示出封建社会中大臣们“伴君如伴虎”的无奈与悲哀。其次，李元度在具体的记述中，也能透露出日薄西山的封建王朝的腐败信息。如其姚文田传中所录的姚的奏折：“衣食粗足之家，一经官讼连染……资产已荡然矣。彼所控讦者不过一人，而牵涉常至十数，受丁胥之鱼肉，往往道毙而瘐死。……一案未结，而事外之被累者相踵，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数十人。”可见腐败的清季刑狱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尤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史家的职责就是秉笔直书，反对曲笔篡改。他说：“公私著述，倘挟恩怨于其间，即其书可烧也，是编自信无此弊。”事实上，《事略》的确秉承了“实录”这一史家的基本原则。如他专立遗逸一门，辑录海内外63位遗逸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