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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旅游休闲计划之社会旅游发展研究 　　摘 要：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了拉动内需国家旅游局提出“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其中作为计划中提出并倡导的四项旅游之一的社会旅游与西文国家研究并倡导近五十年的社会福利旅游从宏观、长远的利益追求上来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通性。从社会旅游产生背景入手，在对国内外对社会旅游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后，并针对“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社会旅游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社会旅游；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40-02 　　在受金融风暴影响，入境旅游大幅滑落的情况下，为拉动内需，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根据国务院在2009年关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制定了《国家旅游休闲计划纲要》。《国家旅游休闲计划纲要》是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全社会和谐发展，提升国民生存状态和生活品牌的国民休闲战略。它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大众休闲、大众旅游时代已经到来，旅游休闲逐步成为国民的基本权利。而“社会旅游”（又名福利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名词，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第一次提出。国内学者和旅游界各方尚未形成完善和充分统一的认知，社会旅游处于陌生的研究阶段，就连其名称、内涵都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看法。 　　一、社会旅游产生的背景 　　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5 000美元，国民公共假期达到125天（其中包括10天的带薪休假），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在解决了旅游必备的“有钱”、“有闲”的条件后，旅游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大众化阶段。据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有30亿人次的国内旅游市场规模，8 000万人次的出境旅游（对世界旅游市场的贡献率超过7%），5 772万人次的入境过夜旅游。此时正是《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普及并实施的最佳时期。大众旅游已经成为一种国民的基本的休闲权利和生活方式，在它给社会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它的“社会福利”作用也凸显出来。 　　二、国内外关于社会旅游的研究 　　社会旅游在西方已经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历史，人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关于社会旅游的研究 　　社会旅游一词的英文为“Social Tourism”，在韩国和日本被称为福祉观光。社会旅游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欧洲，早在1951年学者Hunziker、1959年学者Milman Ady指出社会旅游的概念，它是一种由低收入群体及自己无法承担费用的群体进行的特殊的旅行形式。 　　1963年Arthur Herout作为主要投资人成立了国际社会（福利）旅游局（BITS），1971年国际社会（福利）旅游机构（BITS）、1978年世界旅游组织（WTO）、1980年在世界旅游组织大会上发表的《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以及1982年在世界观光大会上都是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角度指出为了能够让那些在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有困难去旅行的公民享受到这种权利，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机构应为这些群体提供相应的旅游费用以及一些与旅游相关的信息，通过以资金的方式对这类群体所使用的非赢利的休闲设施予以援助的社会政策措施。 　　1984年学者Howard L.Hughes和1993年European Commission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及措施找出改变英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旅游资助的最佳方式，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及贫困阶层。 　　2009年学者Lisheng和Yanming Tsui运用数学模型及相关理论分析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及整体社会福利状况所引起地外部效应变化，通过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式确保地方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二）国内关于社会旅游的研究 　　国内社会旅游的理论研究相对于国外的研究而言，理论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化，主要集中对社会旅游涵义的确定及旅游权利的论述，强调旅游权利的公平。2001年学者周娅从假日旅游的发展现状指出中国已经具备了实施社会旅游的基础必条件和必要条件，提出了中国旅游福利计划的目的和意义。2005年学者张永奇强调旅游权是公民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应从宪法中独立出公民的旅游权。2009年学者李?辉纠正了目前学术界及旅游学界关于福利旅游在内涵及认知上的误区。同年学者王晓红从旅游的本质内涵及功能属性的角度指出通过扩大旅游功能属性来拓展社会福利，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2011年学者戴斌和夏赞才等人都从旅游权利的角度强调旅游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理应让所有社会公民都能够参与旅游活动并享受到旅游权利。 　　通过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得出，国外学者对社会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旅游涵义的界定、弱势群体社会旅游行为效果以及弱势群体的旅游行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等。主要从微观层面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