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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档案工作条例局限及修改建议 　　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实施了《干部档案工作条例》，199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档案局在总结以往干部档案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并颁布了《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为我国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促进了人事档案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可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并完善，其自身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在热议并酝酿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的背景下，我们应认真厘清《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缺失并加以修订，使其日臻完善，更好地为我国人事档案管理保驾护航。 　　1 立法理念上，人的合法权益被损害 　　1.1 上位法立法理念的偏差。《条例》立法主要依据是《档案法》，而我国档案立法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受当时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影响，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传统的“国家至上、权力为大”的思维还没有完全摆脱，在立法过程中对民意重视不够，不注意及时了解民众的意见和征求民众的建议，再加上当时政府主导思想是管理本位为主，而对于服务意识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其主要特点是“三重三轻”，即“重管理者权力，轻利用者权利”；“重法律的强制性，轻人文的关怀性”；“重公权的合理性，轻私权的合法性”，结果导致档案立法理念严重偏离法律理念。1996年，《档案法》经历一次较大的修改，可是，“三重三轻”特点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贯彻实践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其立法理念的相对落后，已严重影响到我国档案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正面作用在不断衰减，修改完善已经提上议程。 　　1.2 《条例》立法理念过度意识形态化。《条例》制订的另一依据是党的干部工作方针、政策。《条例》第一条规定：“根据党的干部工作方针、政策……制订本条例。”我国现行的人事档案工作起步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开展的“革命战争”之中，完善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围绕人事档案的主体干部档案和职工档案，我国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在“你死我活”的严酷战争环境中，为了考核干部对党的忠诚，“政审”成为当时人事档案制度最重要内容。因为长期的战争、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档案内容保密安全成为重要选择。尤其是人事档案中的“甄别内容”，既有对干部职工个人的业绩褒奖，更有对干部职工个人历史问题和错误的详细记录。1980年，中组部制订的《条例》；1991年，中组部和国家档案局制订的《条例》，继承和发展《档案法》“三重三轻”的特点，过度强调干部档案中国家主体、管理科学化，只字未提保护干部的合法权利和人性化管理的内容。 　　2 从归档内容分析，干部档案政治历史色彩浓重 　　《条例》第十条第五类规定，“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包括甄别、复查材料和依据材料，党籍、参加工作时间等问题的审查材料）”，第八类规定，“处分材料（包括甄别、复查材料，免于处分的处理意见）”。干部档案副本材料同样包括这两部分内容。干部档案中的政治历史情况审查材料和处分材料，如影随形地长期影响着干部职工个人的整个人生职业生涯，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的系列错误政治运动中，档案记录了一幕幕沉重的历史，造成了许多个人、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悲剧。档案工作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档案室成为远离人们视野的“禁地”，档案工作者成为掌握人们命运的“衙司”，本该为干部职工服务的工具，却异化为控制他们本人的“神器”。 　　3 从提供利用上分析，要求过于严苛 　　《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不得凭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查阅干部档案”；“凡查阅干部档案，利用单位应派中共党员干部到保管单位查阅室查阅”；“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阅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这些条款严格限制相对人查阅自身档案，查阅档案只能通过党组织来实施，规定了查阅者的身份必须是共产党员，而且，手续极为严格。凡此种种，都在强化档案机构的公权力和管理职能，完全背离档案管理人性化和服务干部的理念。 　　4 从传递方式上看，经济、社会效益偏低 　　《条例》第三十四条“转递档案应遵守下列规定”第一款：“干部档案应通过机要交通转递或派专人送取，不准邮寄或交干部本人自带。”这条规定确定了干部档案传递的专一途径，即“机要交通”方式。从它的组织机构、效率、服务质量等情况分析，机要交通方式越来越难于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不断提高的需求，尤其是大学生和职工档案的转递方式，也在完全仿效干部档案的传递方式。 　　4.1 交接环节多，控制监督为主。机要邮寄流程由寄发方——接收方组成，寄发方由县（区）机关机构——市邮政局机要科——省邮政局机要部门三大环节构成。接收方也是如此，重要关口是省与省邮政局机要部门的对接。这种“锥形”结构管理层次较多，信息传递慢，失误的可能性增大。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