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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学理论视角与理论意义 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经验 　　提出“中国周边学”概念，在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并非没有基础，它的基础不仅是几十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更有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历史经验。 　　2003年，韩裔美国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曾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仅仅从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提炼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亚洲，会导致认识上出现很大的偏差，因为亚洲的经验、文化、国家行为模式与欧洲国家有较大不同。为了更好地解释亚洲国家的行为，需要对历史上以及当前的东亚国际关系做更为深入和符合实际的研究和分析，需要从亚洲的视角来理解亚洲，而不能只是把亚洲或者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西方国家关系理论的一个普通案例来对待。 　　这一观点实际上指出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经验基础方面存在的不足，特别是对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未能予以充分的重视。几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经验，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相互依存理论、均势理论，以及关于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理论，从战略的角度，对制衡、追随、对冲、卸责、搭便车等等行为进行了分析，对国家之间的联盟、战争、承诺等等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对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秩序、全球治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颇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相比之下，非西方、非欧洲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则被忽视。这样的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性偏误，也会导致理论未能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和普遍化。 　　国际关系学者不宜认为只要搞清楚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很容易地解释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一致的地方，理解为是一些经验上的例外，是细节性的问题。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反例、与现有理论的不一致之处，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东亚国际关系所具有的丰富历史素材，以及近几十年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本身是十分重要、富有特殊价值的可用于发展理论的材料。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价值远远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古代东亚构成一个充分演化的国际体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亚地区自成一体，构成了一个充分演化的国际体系，从而构成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对象。大体上，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古代东亚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总体上是一种单极体系，它经历了反复的建立、制度化、瓦解、重建的过程，为人们分析单极体系，包括其动因、机制和过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 　　东亚体系大体上可被视为一个稳定的单极体系。在任何时候，中国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体系内的中心国家，对此具有十分稳定的预期。对于中国的中心地位，朝鲜、日本、越南在不同程度上总体予以接受，或者，它们经常在认为其他国家会接受中国的中心地位这样一种假设下采取行动。某种意义上，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与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相似性。与之相比，在欧洲大陆，并?]有形成长时段具有稳定实力和优势地位的霸主，相关国家也没有形成某一国会长期持续地保持霸主地位的稳定预期。而与缺乏这一稳定预期相对应的，是对霸主地位展开的反反复复的代价高昂的残酷争夺。针对这一现象，西方学者发展出了均势理论，但对于东方国际关系体系和秩序的理论建构则存在很大的不足。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曾经出现了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美国人说是一种单极体系，但是，这个单极体系只运行了20多年就越过了其顶峰，美国的优势地位已在一定程度上走下坡路。也就是说，这个单极体系并没有充分地展开，很多特性还没有比较充分地呈现。它作为一个研究样本的典型性有明显的不足。 　　其次，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实力不对称是一种普遍现象。两千多年以前，孟子就已提出，“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如何处理实力不对称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稳定的秩序，是古代东亚秩序中一个近乎永恒的话题。东亚秩序与1648年以来的欧洲秩序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一种实力不对称结构下的关系，中国在总体上处于无争议的实力优势地位。相比之下，欧洲长期处于多极争霸的体系格局之中。虽然欧洲国家之间也有实力不对称的现象，但这不是体系性的特征。从体系层面，长期是诸强争霸的格局，中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大国争霸过程中的砝码，或者沦为附庸，或成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区。在强大体系压力的作用之下，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长期没有被作为具有中心性的问题来加以对待。 　　第三，古代东亚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我运转的国际体系，有限的外来因素未能使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受到根本性冲击，因此它构成了一个分析上比较纯粹的案例和理想形态。 　　第四，是文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文化圈构成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