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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直笔与新唐书书法探究 　　摘 要：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是北宋“义例之学”的代表，以《春秋》褒贬书法为指导，通过“例”来见“义”。他主张兼采《春秋》三传，既借鉴《左传》对《春秋》“例”的阐发，又取法《公羊传》与《谷梁传》注疏《春秋》时所体现出的“微言大义”，宗传的理念使其笔法重在强调“例”的规范。欧阳修的《新唐书》笔法具有粗犷的特点，忽视细节，书法不够谨严，以个人好恶取舍史料，致使史料删减严重，这使《新唐书》本纪书法不断遭受后人批评。吕夏卿对《新唐书》的影响主要是他运用了《唐书直笔》中的书法撰写他所负责的《新唐书》部分，因而《新唐书》的体例并不完全一致。 　　关键词：吕夏卿；《唐书直笔》；《新唐书》；书法；春秋笔法；欧阳修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99-06 　　 　　吕夏卿是北宋中期的史学家，参编过《新唐书》，同时还撰有史学著作《唐书直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到：“《唐书直笔》四卷，皇朝吕夏卿撰。夏卿强记绝人，预修《新史》。”(卷7《唐书直笔》) 　　不过晁公武又说此书是吕夏卿“在书局时所建明，欧、宋间有取焉”。这样说来，《唐书直笔》对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后人干脆说此书是《新唐书》编撰时的凡例。丛书集成本《唐书直笔》尾附校者按语说：“今观其书，发挥体例，谨严精覆，征之《唐书》，合着十之八九，盖深见取于欧宋也。”章太炎在《经学略说》中甚至提出《唐书直笔》就是《新唐书》的凡例：“作史不得不有凡例……宋修《新唐书》，吕夏卿有《唐书直笔新例》一卷。《新唐书》本纪、志、表，皆欧阳修作；列传则宋祁作。二人分工，如出一手，凡例之郊也。”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事情并非如此。如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唐书直笔新例”条称：“夏卿与宋、欧同修《新唐书》，而此书所述体例于《新唐(书)》多不合，俱属自出意见，不知是同修之时，夏卿建议如此，宋欧不用其言邪?抑书成后，夏卿不服，别作此例邪?”虽认为《唐书直笔》的成书与《新书》的书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指出影响几乎是没有的。钱大昕将此书与《新唐书》对照，结果也发现二者书法“殊不相应”，故指出“是夏卿虽有此议，而欧、宋两公未之许也”。 　　那么，《唐书直笔》与《新唐书》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一、关于《唐书直笔》 　　 　　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蓬勃开展，源于中唐的“惑注疑经”思潮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潮流而传播开来。在经学界，重义理轻章句凭己意解经之风盛行。宋代特殊的政治需要和学术氛围，使讲究名分等级、重视伦理道德的《春秋》受到格外重视。人们利用《春秋》传统“正名分”、“寓褒贬”，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对具有“大一统”、“尊王攘夷”、“用夏变夷”等思想主张的《春秋》进行重新注释。由于阐发《春秋》学的著作不断问世，《春秋》学竟然成为一门显学，为史学界撰史提供了理论支持，用《春秋》褒贬书法撰史成为史学界流行的一种做法。这种现象由尹洙的《五代春秋》首开其端，孙甫的《唐史记》、欧阳修的《五代史》紧随其后，吕夏卿的《唐书直笔》也是这股史学潮流中的一部分。 　　《唐书直笔》从宋代一直流传到今天，其内容和结构可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笔者认为，《唐书直笔》包括《新例》和《须知》两个部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既说有吕夏卿编撰的四卷本的《唐书直笔》，又说“《唐书新例须知》一卷，记《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晁氏认为吕夏卿的书是两个部分，两部分都是独立的整体。此后陈振孙在《直斋录解题》中说：“《唐书直笔》四卷，修书官温陵吕夏卿撰。纪、传、志，各一卷，摘旧史繁阙，又为《新例须知》附后，略举名数如目录之类。”今天我们所见一些版本中的“摘旧史繁阙”部分，是附在《唐书直笔》的第三卷，这与陈氏所述有较大的差异。夏卿在“摘旧史繁阙”下叙述道：“《唐书》旧史，繁芜、阙误多矣。今桷举大较于左。”由该句可知这一部分是应该附于《新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出疑问：“惟晁氏作《唐书直笔》四卷、《新例须知》一卷，而此本共为四卷，或后来合并欤?”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考证，解释是：“《四库总目》卷88著录本与陈氏所见相同，俱并《新例须知》充第四卷，非原帙矣。晁公武所见《直笔》、《须知》分两书者，后世尚有传布。”尽管还未能揭示《唐书直笔》版本演变的过程，但告诉我们《唐书直笔》一开始就分两个部分，而真正能体现吕夏卿撰写动机的应该是第一部分，它能正确反映与《新唐书》书法的实际关系， 　　从今天保存下来的《唐书直笔》来看，此书是吕夏卿采用“春秋笔法”编写的一部史学著作，书中引用《春秋》原例来解释自己所拟定的编修《唐书》的凡例。除去后人注释，《唐书直笔》全书仅一万五千余字。《唐书直笔》规定撰写《唐书》本纪书法的内容占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