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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对船舶所有权变动影响 　　【摘要】《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对明确物的归属、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船舶为标的的船舶所有权亦属于物权体系的范畴，《物权法》第24条也规定了船舶所有权的变动模式。然而由于船舶所有权的特殊性，使其在适用《物权法》时产生了一些问题。本文旨在对船舶所有权变动模式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就《物权法》对船舶所有权变动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探。 　　【关键词】船舶所有权变动；意思主义立法模式；登记的公信力；善意第三人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084-03 　　一、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立法模式 　　我国《海商法》原则上确立了船舶所有权变动的意思主义模式，但《海商法》在采用意思主义的同时，却又作了“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的规定。“应当”作为一个刚性法律词汇，未免给人一种强制性规则的错觉，容易让人觉得“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是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当事人的一项强制性义务，未经登记，船舶所有权转让合同不生效力，亦不得对抗第三人。而在海事审判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以船舶所有权登记作为确权依据的倾向。因此，我国《物权法》在第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与《海商法》相比明确了登记在船舶所有权变动中仅仅存在“对抗力”，而不具有“形成力”，从而明确确立了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的意思主义立法模式。该立法模式强调以意思表示为核心，以意思表示作为发生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直接因素。 　　在船舶所有权变动采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下，船舶所有权变动对不同的当事人而言不具有一致性。首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其次才在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产生效力，如果船舶所有权在成立时没有进行登记，那么该所有权的物权性是不完整的。 　　二、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公信力及其影响 　　（一）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登记公信力 　　《物权法》第16条、第17条对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公信力作出了明确规定，从立法层面明确了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然而，《物权法》对于船舶所有权的变动采取了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使登记成为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基于此种立法模式，对于我国船舶所有权登记是否具有公信力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船舶所有权登记不具公信力。比如司玉琢教授认为，公示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决定了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必然缺失，且我国的船舶登记的现有制度也难以为公信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船舶所有权登记具有实质上的公信力。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一，登记对抗主义的核心是“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从反面解释，一旦登记就产生对抗一切第三人的效力。第二，我国船舶所有权登记实行的是实质性审查。根据《船舶登记条例》第14条规定，登记机关不仅要审查当事人所提交的材料，而且要对此进行核实，确定材料所记载的事实是否真实。这已经为船舶所有权登记公信力的构建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我国无论是从《物权法》的理论出发，还是从现行的船舶登记制度来看，都难以得出我国的船舶所有权登记具有公信力的结论。 　　首先，登记的公信力使善意取得人取得与登记簿上所载同一范围、同一内容之物权权利。而在我国由于《物权法》对船舶采取的是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使得登记仅仅具有对抗效力，导致很大一部分船舶未经登记即行转让，造成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准确性大大降低，在此基础上，如果采用登记公信力的效力，使第三人据此获得所有权，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实在有违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其次，我国对船舶所有权变动进行登记并非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仅仅是使第三人知悉物权的变动情形的方式而已。双方当事人一旦达成合意并交付物权即发生转移，登记薄上记载的所有权人在实质上就已丧失对船舶的所有权。第三人如果因为信赖登记的公信力而认为登记人依然拥有船舶的所有权，则无异于赋予登记以创设物权的效力，这与意思主义立法模式在理论是矛盾的。 　　第三，对登记赋予公信力，须以登记簿的记载能反映真实权利的几率很高为前提。然而由于我国对船舶转让无需登记船舶所有权也能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导致实践中很多船舶买卖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或其他原因而不进行登记，使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准确性大大降低。从我国船舶登记机关的实际情况来看，船舶登记（所有权、船舶抵押和光船租赁三种登记）只进行形式审查并不进行实质性审查。同时《船舶登记条例》并没有规定登记机关如果登记错误之时信赖船舶物权变动的第三人遭受损失的，登记机关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因此在这样的立法模式下赋予登记以公信力显然对真正权利人的损害过大。 　　第四，我国《物权法》第31条规定：“依照本法第28条规定享有不动产的，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