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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刑事证据属性及其规制分析 　　犯罪事实的认定是对过去事实的再现，这种再现只能通过证据体系的建构而获得，而证据只有经“结合既定证据方法采集证据资讯，才有法律上的意义可言，而采为裁判的基础”。[1]基于侦查过程所产生的、流通于司法机关之间的各种欠缺法定化形式的情况说明文书，是否具备刑事证据属性而能成为事实发现的依据，对其如何进行规制性使用，本文试作分析。 　　一、“情况说明”的应用现状及弊病 　　（一）现状 　　“情况说明”并不是一个规范化的法律专业术语，而是刑事司法实务中一种概括性、习惯性的称谓。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及司法解释中也没有对“情况说明”的性质及应用的明确规定，其不仅不属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刑事证据种类的任何一种，也未有相关司法解释或指导性规范文件对其进行任何的证据属性定位。然而，实践中“情况说明”大量存在，并被侦查机关广泛用作指控犯罪的证据附卷移送审查起诉并进入庭审环节。仅笔者所在公诉处2012年上半年内承办审查起诉的133个刑事案件中，121个案卷中均附有不同数量的情况说明材料，总达323份之多，且其中58个案件在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后，又增加情况说明67份。从案件类型上来看，涉及毒品、走私、职务犯罪、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等几乎所有受案刑事案件类型，其中毒品犯罪及故意杀人犯罪案卷中，情况说明材料附量最多，总计172份，占全部数量的53%；从公诉人对说明材料的采纳情况来看，在已经移送起诉的87个案件审查报告中，均将所有“情况说明”作为证据进行罗列，直接在庭审中予以宣读、引用，公诉人不予采纳的数量较少；从法院的引用情况来看，已经判决的32个案件中，被判决书作为证据不同程度援引的有12件（案件来源和抓获经过被全部判决书直接引用，不计入在内）；就其说明的内容来看，涉及侦查行为实施过程的各个环节，从立案过程、抓获经过、搜查勘验、鉴定检验、物证提取、书证收集到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羁押移送等等，可谓形形色色，包罗万象。 　　（二）弊病 　　“情况说明”在刑事案卷中的广泛存在是各地各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所面临的共同问题。[2]侦查机关对“情况说明”的随意适用几乎已固化为办案常态，不加以规范任其滥用势必产生以下负面影响： 　　1.弱化侦查办案人员责任意识，影响公诉案件质量。情况说明材料不加限制的大量应用，会使侦查人员认为用这种方便迅捷的说明方法也可以达到有效指控犯罪的效果。加之侦查机关较为沉重的办案压力，将在客观上促使其以省时省力的“情况说明”来代替繁琐的调查取证程序，忽视证据合法性形式，甚至忽略实体证据的采集。本应严格规范的取证程序和必备证据得以省略，造成公诉案件证据体系要素的瑕疵甚至缺失，严重影响公诉部门控诉犯罪的质量和效果。如据笔者对本人近一年来承办的12件故意杀人案件中所涉及情况说明证据材料的考察发现，7件案件中关于作案凶器均附有“因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将工具丢弃，经查找未找到”之类似表述的情况说明。而犯罪嫌疑人在供述中对作案工具的去向交代的大多比较具体，这不得不使笔者对办案人员是否进行了详细查找甚至是否进行了查找产生质疑。又如对于公诉人退回补充侦查的要求，侦查人员往往以大量语焉不详的“情况说明”予以应付，成为部分侦查人员不能、不愿甚至是故意不补充证据的托词。从某种程度上说，公诉人对情况说明材料的继续默认式的采用，极易助长这类材料更大范围的泛滥，不利于形成严密坚实的证据体系，严重影响案件的公诉质量。 　　2.剥夺辩护方诉讼权益，不利于实现程序正义。情况说明证据材料的扩张使用，事实上是部分侦查人员“重实体轻程序”不当司法理念长期积淀的结果。实践中，许多情况说明不是在办案过程中与侦查权运行阶段同时形成，而是在事后由办案机关出具。这类情况说明材料基本上是办案人员对未能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侦查活动而形成的瑕疵证据进行的补全，每一份补正性说明材料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都意味着证据取得存在程序性问题。当庭审中辩护律师对证据在取得程序上存在瑕疵或问题提出质疑时，公诉人则出示情况说明材料，而对该种说明一般在法庭上不进行质证，这样一方面不利于强化侦查权行使的程序法定化，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辩方的质证权，不利于诉讼公正。 　　3.助长职务犯罪现象的滋生，不利于维护司法公信。情况说明证据材料由于无法进行质证，就为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如关于被告人自首、立功等从轻量刑情节事实上存在与否的问题，由于公诉人及法官并不参与抓获及审讯过程，对从轻情节的判断只能依据侦查机关出具的有关案件来源和抓获经过的说明。一旦部分侦查人员经受不起某种诱惑或压力，就容易捏造虚假的自首、立功等从轻情节，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而载有虚假情节的“情况说明”在审查起诉及庭审阶段很难露出破绽，一经公诉人出示宣读并被法庭采信，则成为袒护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