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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摘 要：“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必要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它正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生成和逻辑展开，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世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的反映，又是解决时代主题的重要思路，它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发展中国家；世界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1-0009-04 　　 　　中国的改革已经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语境下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让改革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包容性增长”无疑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理念具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 　　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问题的增多和加剧，人们关于经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一直以来单纯强调数量并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在实践中对经济发展观念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深刻调整。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经济发展的理念经历了从新古典主义、新制度学派、新增长理论到科学发展观的持续性演变，而作为经济发展理念具体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依次表现为从综合增长、全面增长、可持续增长再到包容性增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世界银行2007年向亚洲开发银行提交的一份关于未来发展规划的建议首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概念。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11月15日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在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再次强调了实现“包容性增长”对于中国和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在1950―1960年间，在全世界率先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强国分别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中国至今尚未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变，在不少地方、不少行业仍然强调数量至上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指标特别是GDP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名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1]在总结过去发展经验教训，观察世界大势、借鉴国际经验和国外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将它作为新世纪推进中国各项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大战略思想。就经济发展方式而言，科学发展观较为抽象，可以做出不同的诠释，而不同的诠释将带来不同的实践结果。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指导思想，“包容性增长”则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讨论炙手可热，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中国模式”中的中国问题也对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包容性增长”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中国经济的出口依赖程度高达60%，尤其是对美国市场表现出了巨大的依赖性。过高的依赖性必然造成经济上的难以独立自主，“自从16世纪被征服以来，拉丁美洲形成了一种与欧洲相比，首先不在于发展水平高低，而在于性质迥然不同的外向型依附性经济，正是欧洲殖民统治者强加的这种卫星国地位决定了拉丁美洲始终摆脱不掉的欠发达状态。”[2]显然，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国不仅仍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正在遭受资本主义围堵和剥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美国这个中心地区的需要和利益为转移的出口型经济，体现出了某些令人担忧的依附性发展倾向。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确保中国经济的安全，坚决去依附性并实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