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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谈话现代启示录 　　2012年新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20年纪念，那趟被载入史册的南方之行，以及一系列至今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的观点，重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20年前的“小平南巡”，用捍卫市场经济的方式，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让中国真正富起来的话，则20年后，交给我们这代人的遗产仍很丰富，在2012年的十字路口上给我们颇多启示。 　　思想：“南巡”的启蒙之种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我的今天。”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回忆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果断地从体制内出来，敢于冲向市场、奔向社会? 　　与其说他们内心敏感而强大，不如说“南方谈话”让他们看到了触手可及的希望。信心何来?来自“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闻”。这种精神上冲破牢笼的启蒙，也许是“南方谈话”带给国家经济维度的改革冲击波之外的另一个历史收获。 　　“南方谈话”促成了著名的92派，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据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当时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92派”都成功了。这是“南方谈话”打开创造力闸门后，活力进发，春水如潮的一幕幕胜景。从一个人到一个年代，很多耀眼的个人成功，就像闪耀在头顶的星空，组成了理想主义的激情拼图。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的这些“造梦者”们，在商海磨砺中怀着投资和创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经济与市场从无序和盲动推向职业精神、道德秩序和国际化。 　　“南方谈话”背后的启蒙意义，曾起到激活人才和生产力的作用。而现如今，下海潮不再，到体制内成为潮流。试问，还有多少人像丁磊一样放弃读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到体制内去，已经成为无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国考热就是最明显的佐证。如果机关成为人才抽水机，成为俊彦之士的第一选择，社会活力就会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中筠认为，政府部门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当精英人才通过层层筛选加入到这个队伍，意味着分配蛋糕的入在增多，而把蛋糕做大的人在锐减。如果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广阔，就业前景良好，比如在民营企业里，就能大有用武之地，就有更大的发展舞台，他们也许就不会一窝蜂地涌向官场。为此，就需要壮大民企，为民企发展提供开阔的政策空间，说到底就是更加市场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20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已不再是属于理想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产生了固化，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当年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孙立平进一步认为，社会一边是结构固化，激情缺失；另一边则是腐败日益严重，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与无奈，以及政府合法性的流失。因此，中国社会又需要一次“激活”，也许这是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拿出勇气、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着再次寻找回思想启蒙的火种。 　　经济：再改革，再碰利益集团 　　“南巡”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1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多数沦陷于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跃居全球第二，且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如很多人所判断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仍需要再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而当今我们面临的形势全新而复杂，不再像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一切还得“摸着石头”过来，没有借鉴可言。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现今的经济局面，也类似于“南巡”前的局面，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失衡。 　　随着国有企业不断扩张，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企业发展大有走偏方向之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一些经济学家批之为“国进民退”。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走的是国有企业垄断路线。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