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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厂人才培养观文化内生性鉴析 　　摘 要：成功的教育不仅要具有全球化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在核心品质上能建构起本土化的特色。成功的本土化人才培养模式，一定是一种双向视角中的职教人才培养理念的建构，即立足于本土化的世界眼光。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以“教学工厂”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其说是世界先进职教模式被成功的新加坡化的成果，不如说是在务实的社会生态中，新加坡文化创造力的合理产物。 　　关键词：新加坡；人才培养观；本土化；文化内生性；教学工厂 　　作者简介：赵炜：（1969-）女，山东滕州人，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德育、政治思想史。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重点课题“高校非传统安全子项目研究”（编号：B-b/2008/01/022；主持人：曾凡远）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7518（2013）05-0013-03 　　新加坡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新加坡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资源，除了人。如何将国民培养成国家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可以依赖的资源，是新加坡政府及其教育界极为重视的一件事情。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新加坡经济起飞相互伴生，二者互为因果并成为彼此相互提升推进的动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独特的职教理念和职教模式，不仅成就了学院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使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因此其改革的成功而成为一种“模式”，在当下世界职教领域确立自己的一席之地，并超越国家的界域对于后发国家的职业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参照价值。 　　一、“教学工厂”模式生成的本土化文化因子 　　一种文化或者文明的脱颖而出，一定是诸多因素和谐生成的。我们总是能从一定的环境因子中找到人文生态、文明样式的成因与根源。于教育而言，作为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生态的影响。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这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小国家、历史学意义上的新国家、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起飞的历史进程相互伴生。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如新加坡、韩国等，直接受益于教育。[1]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同时，务实而非功利的具有超强的实践价值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又使新加坡社会经济得以可持续地发展，获得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保障及内生性的动力。南洋理工学院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在新加坡独特的国情条件所催生的，是在“非常新加坡”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孕育、建构而脱颖而出的。 　　新加坡的文化意象与品质，首先与新加坡的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因素息息相关。新加坡的基本国情人所共知、不用深入分析即可了然于心。比如，国土狭小，资源贫瘠，但是处于海运和航空交通的枢纽位置；历史不长，没有土生土长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只有从殖民统治到国家独立的历史；移民社会，种族构成复杂，兼容东西方文化和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等等。[2]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的优越外，没有可以依赖的自然资源，也没有原生性的本土文化。看上去毫无优势甚至是劣势的国情，在被转换成了新加坡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积极因素。比如，狭仄的地理空间与贫乏的资源反而可以成为激发国家发展的激情，因使其国民深怀危机感而奋力向上成为一种非物质性的精神动力；文化、种族、宗教的多样性或多元性可能是一个国家解构性的力量，而在新加坡良好的政治理念和成功的社会控制下，多样化的文化、宗教、种族的资源在“文化再生”中互动融和，政府有意“将一个多种族的移民社会改造成为具有新加坡意识的‘新加坡人社会’即所谓的‘新加坡化’”[3]，成为其文化生成的内聚力，社会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样式或者一定的历史时代的文化特质，一定与政府国家的主观塑造与建构，以及其建构的理念、力度、成效有着密切的关联。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在1991年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并经国会同意的《共同价值观念白皮书》。该白皮书建议以五组核心价值观作为新加坡国民共同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4]新加坡政府的领导是一种务实主义的领导。新加坡政府没有被任何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或者教条所束缚，而是在能够为新加坡人带来更好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说中，随意选择最好的东西来为其所用。[5]新加坡文化是一种非常实用但是又非功利的“再生性”文化，新加坡政府非常强调要在意识形态方面“新加坡化”，强调超越于民族、种族的“新加坡人”的概念，在一种“新加坡中心观”的视角上兼收并蓄成就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新加坡人推崇儒家文化并将之作为其文化的底色，但是不拘泥成论，排斥其他—非常清楚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