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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概念再确立和分类新思考 　　摘要：“敦煌文”概念自提出后，至今仍没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敦煌文”概念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体现了学人对它的不断思考。结合“敦煌文”作品的实际情况，参照《文选》等文体理论典籍的文体划分标准，在吸收历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强调应当充分重视文体资源丰富的敦煌文宝藏，确立它的应有名分，提至与敦煌诗歌并重，并加以系统整理研究。 　　关键词：敦煌文学；敦煌文；文体；《文选》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3-0158-05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敦煌文学研究经几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而“敦煌文”的概念，也经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 　　一、“敦煌文”概念的提出及质疑 　　“敦煌文”概念的出现，与“敦煌文学”概念的出现密不可分。1920年，王国维先生《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的发表，拉开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序幕。其后郑振铎先生等提出“敦煌俗文学”的概念，一直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敦煌学界。虽然在50年代中期王利器先生就提出过“敦煌文学”的概念，但一直到80代以后才在敦煌学界普遍流行。此后，尽管有少数学者仍对“敦煌文学”的提法持质疑态度，但它已为敦煌学界大多数学者所采用。 　　1988年，周绍良先生《敦煌文学刍议》的发表，进一步深化了“敦煌文学”的概念。他仿照《文选》的文体分类法，将敦煌文学作品按照文体分成三十大类，首次提出了应当打破过去对于“敦煌文学”的狭隘认识，重视对表、疏、书、启等诸多“敦煌文”作品的研究。稍后，颜廷亮先生在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及1993年主编《敦煌文学概论》两书中，将周先生的分类稍作调整，归纳为二十七类，进一步丰富了“敦煌文”研究的范围。颜先生等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人认可‘敦煌文’这一概念，更未见有人将其同敦煌文学直接地联系起来。其实，这是并不怎么妥当的。”颜先生等认为奏议、论、录、状牒、书启、碑铭、诔祭等，都属于敦煌文研究的范畴。他们在《敦煌文学概论》中专设“敦煌文”一章，并且指出：“从数量上说，敦煌文远远超过敦煌说唱、歌辞、诗赋等类，要占敦煌遗书中非宗教性文字的绝大部分；从质量上说，敦煌文中有许多作品都具有文学色彩，相当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年瓜沙地区乃至整个河西的社会生活面貌和人民群众具有特色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不仅再次确认了敦煌文在敦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为敦煌文的系统研究指明了方向。 　　遗憾的是，“敦煌文”的提法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异议。敦煌文概念及其相关内容，敦煌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颜廷亮先生等在周绍良先生的基础上，多次修正“敦煌文”的涵义。1992年颜先生撰文指出，敦煌文类“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散文的一类作品，泛指敦煌文学中一切具有文学色彩的说理、叙事、抒情、述意文章，如论、说、文、录、书、启、碑、铭、表、疏、状、牒、帖、传记、杂记、题跋、祭文等体的文学作品”。到1993年《敦煌文学概论》中，颜先生对上述“敦煌文”的概念，不仅作了润色修改，而且阐述更为细致。相较于1992年，仅一年之差，但颜先生对“敦煌文”概念的论述修正了不少，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将“泛指”“一切”等词，修改为“仅指”“其中”等，措辞更为严谨；二是将“敦煌文”所包含的文类数量大为减少，从十七种变为主要的七种(细分应为十一种)，其中杂记、题跋、帖等文体不再提起。到2000年颜先生在与张彦珍合著的《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一书中，其“关于敦煌文的概念”说：“散见于敦煌遗书中的表、疏、书、启、状、牒、传记、祭文、碑铭、论、录等，有许多都具有文学色彩。……这些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字，便是敦煌文。也可以称之为敦煌散文。”此处的表述，虽然在文体的种类上仍然沿袭了1993年《敦煌文学概论》第十三章《敦煌文》中的说法，其他内容却有了较大的更新，整个表述更为严谨、到位，并提出了敦煌文“大多是治实之作”的概念。颜先生几经润色、修改，使“敦煌文”的概念不断得到完善、清晰。 　　1993年3月《敦煌文学概论》公开出版之后，国内有学者很快提出异议。先是王小盾发表《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一文，文中认为敦煌文学是“口头文学”，并以此试图彻底否定敦煌文在敦煌文学中的分类存在。紧接着，《敦煌学辑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劲草”的《证误纠谬》文章，对《敦煌文学概论》以及敦煌文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质疑。稍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上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稚苗”的《证误纠谬之纠谬》文章，对劲草的质疑提出商榷。针对这些情况，《敦煌文学概论》第十三章《敦煌文》的撰写者李明伟先生发表《敦煌文学中“敦煌文”的研究和分类评价》一文，作为对上述文章的回应。在这篇文章中，李明伟先生先是简要地梳理了“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