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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学反思与追问 　　摘要：自从诞生之日起，“教授治学”就充满问号。当前一方面政府难以放手、大学内行政化过度，导致学术话语式微；另一方面在这种生态下，大量优秀教师忙顾左右而言他，已经远离育人之本。因而倡导“教授治学”颇有必要，但这也仅是权宜之计。大学的治理范式从纵向看可以归纳为四种治理型：威治型、人治型、法治型和道治型，而每一治理型的横切面，都是学术权与行政权和政治权的博弈。 　　关键词：教授治学；教授；治理型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5）01-0070-04 　　国内最早进行高校内部治理改革的高校是东北师范大学。兹后星星点点的高校开始试探大学内部去行政化改革。《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教育规划纲要》两部文件从法理上确定了当前高校内部民主化改革的主旋律是“教授治学”。尽管教育部行政推动17个试点学院正在如火如荼开展教授治学改革，但是对其争议从来没有消停。 　　“教授治学”作为一种管理实践，在我国曾有短暂的历史。民国时期蒋梦麟主政北大后，基于“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管理理念，对“治事”、“治学”分而治之，以区别于前任蔡元培校长所倡“教授治校”。但在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大。其中蒋梦麟、张伯苓主要居于重庆，只有梅贻琦校长常驻于联大校内主政。梅贻琦将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理念付诸于西南联大，而“教授治学”就此被打入“冷宫”。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加强了对高校的管制，60多年来，尽管期间多有跌宕起伏，然而大学的校级党政机关作为政府在高校内的一个派生机构，俨然主宰了大学的所有行政事务，就连亟需自主、自由的学术权力也没有丝毫放松。然而，随着“治理”逐渐从理念层面进入实践改革领域，重新梳理和探讨“教授治学”已经成为必然。 　　一、何为“教授” 　　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早在中国汉代大学中即设此官职。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中国汉、唐两代太学都设有博士，教授学生。博士就是后来的教授。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开始设教授。在现代语境中，教授（Professor）是一种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职称。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指在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中执教的资深教师。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教授、助教授；1917年北洋政府发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教师分正教授、本科教授、预科教授、助教、讲师五个级别。1927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新中国沿用了高校的四类职称，对教授的任职资格做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如教学工作量、论文著作量、任职年限、职业道德等。目前，中国各个省都有教授任职资格条例，许多重点大学也有教授评审资格。近年来随着高校绩效工资改革，各个高校对教授又不断细分层次。大学是学者云集之地，其中的佼佼者方可称之为教授。当年北大蒋校长所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之理念早已名实不符。当时教授治学的主要途径――教授委员会其成员并不只是教授，还有很多副教授。在实际运作中，“教授”非谓职称（Professor），乃资深或优秀教师（Best teacher）的代表而已。“教授治学”自诞生起，“教授”本身就有点指代模糊。《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只是笼统地说“加强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这里，“教授”是指代职称呢，还是指代所有卓越教师？就目前各高校的章程规定和实际构成来看，明显倾向于前者。如：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2004）规定委员构成：（一）校长、校党委书记、相关副校长；（二）各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三）校内有代表性的知名教授。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第四条规定：“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必须具有教授、研究员或其他相应的职称”。中南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20（1）6）第十二条规定委员必须为教授或研究员。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其“对学校高级职称评审中的学术争议进行最终审核”，那么若自己还没有高级职称，如何精确地对高级职称评审中的争议进行审核呢？复旦大学尽管规定“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学校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在编教师中的代表组成”，但现实是他们的学术委员均为教授职称的一般教师或者领导。由此可见，目前作为教授治学主要平台的学术委员会将非教授职称者排除在外（除了领导）。另一个事实是，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中领导占了多数。 　　二、何为“学” 　　教授治学这个命题的核心在“学”。纵观近年的理论文献和现实争议，焦点无不关涉人们对“学”之理解差异。故学是大学治理议题中的“文眼”或“龙睛”。在一般用语中。学即学问；治学即研究、治理学问。但在“教授治学”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