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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社会调解模式基础与制度建构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法院调解在我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迁过程。尤其进入新世纪后,法院调解在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此次法院调解的复苏并非简单地回归至审判方式改革前的状态,而是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其中,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尤其引人关注①。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在各地如火如荼展开的实践,学界迄今为止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升华。 　　必须承认的是,受地区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各地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具体措施和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或许这也是学界少有系统研究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并不致力于整体描述,转而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或许能聚焦问题并展开更深入的剖析。就此而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2009年1月启动的“调解年”活动,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②,而且在法院调解社会化方面有着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尝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本文试图以河南省的实践为基础,结合其他地方法院的经验,对法院调解社会化的机制和实践类型予以系统梳理,然后分别对它展开政策性和正当性考量,最后就其完善提出若干思考。 　　 　　一、“法院―社会调解”的机制与类型 　　 　　一般认为,法院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就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③。尽管人们对其性质有不同认识,但无论是将其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活动,或者是将其视为当事人在法院指导下解决纠纷的自律性活动,抑或法院行使审判权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结合④,传统意义上的法院调解,起主导作用的是法官。然而,近年我国各地法院纷纷邀请与案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协助调解,或者干脆委托这些社会力量进行调解。这些做法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院调解,而是充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法官不再垄断法院调解权力,而只是作为调解主体之一甚至完全脱离调解过程。可以说,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司法范畴,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调解、民间调解等非诉讼调解,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正式司法制度与社会自身力量的结合。这种法院引入甚至完全委托社会力量进行调解的现象,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法院调解社会化,笔者称之为“法院―社会调解”。 　　应当说,“法院―社会调解”在我国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尽管人们对于法院调解何时出现有不同的意见⑤,但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它已经成为法官审判案件和处理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而从这个时候起,邀请社会力量参与法院调解在实践中便已经出现,这不仅是司法“群众路线”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要求和体现,同时也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法院调解本身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法院调解对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确立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治理来说极为必要⑥。而就法律规定而言,1982年和1991年两部民事诉讼法典都明确规定法院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群众协助调解”。不过,由于长期以来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协助调解人的范围等因素的影响,协助调解在实践中极少适用⑦,其后更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中法院调解的衰落而走向沉寂。进入新世纪以后,法院调解社会化才真正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调规定》)不仅明确了协助调解中“有关单位和群众”的范围,更是在总结法院实践的基础上创设了“委托调解”这种新的社会化模式,从而为各地法院探索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具体机制提供了直接的规则依据。从河南省高院“调解年”以及其他地方法院的实践中可以发现,根据不同的标准,“法院―社会调解”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模式。 　　(一)根据社会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可以分为协助类型与委托类型 　　前者是指法院邀请社会力量协助法官调解。根据2004年《民调规定》第三条,“有关单位”包括“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有关个人”则是指“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在这种模式中,尽管法官仍然参与调解,并对调解的开始和进行、调解方案的形成、调解协议的审查以及调解书的制作负有责任,但协助人凭借与当事人的私人关系或自身的社会资源,能够对当事人展开有效的思想工作、提出为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甚至还能化解一些矛盾尖锐的群体性纠纷⑧。 　　委托调解是一种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模式,即法院对当事人起诉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法官退出调解而委托社会力量进行调解。按照2004年《民调规定》,委托调解人的范围与协助调解人的范围相同,如果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在实践中,如果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无需法院确认的,通常以原告申请法院撤诉来处理⑨。当前各地法院对委托调解的探索一方面呈现出高度同质性,即“坚持人民调解是基础、行政调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