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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理论及其在识字教学中应用研究 　　摘 要：纵观“六书”理论发展演变的几个时期，我们可以发现“六书”理论是我国古代识字教学所采用的最主要的识字教学方法，然而近代以来，其有效性的发挥却逐渐降低。面对当前识字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主张以“六书”理论为视角，提高识字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六书”理论； 历史演变； 识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2 　　“六书”理论以《说文解字》为载体，其历史演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创立期、中兴期、鼎盛期、新时期。我们发现，在前三个时期中，“六书”理论在识字教学中均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新时期，“六书”理论在识字教学中发挥的有效性却在逐渐降低。面对当前识字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主张以“六书”理论为视角，提高识字教学的有效性。 　　一、“六书”理论的历史演变 　　（一）创立时期――东汉 　　东汉时期，班固、郑众、许慎分别列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目。三家具体名目依原来排序罗列如下： 　　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汉书?艺文志》） 　　郑众：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郑玄注《周礼》） 　　许慎：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许慎《说文解字?叙》）[1] 　　三家的说明，虽然名称和次序略有差异，但基本内容还是一致的。其中，许慎不仅说明了“六书”的名称，而且还对每一书下了定义，并列举了例字，影响最大。他对“六书”传承、阐发和运用的成果――《说文解字》是“六书”理论的物质载体，在后世绵延不断，久远流传。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说，东汉时期是“六书”理论研究史上的创立期。有了理论基础，“六书”开始应用于识字教学中，并在其后长时期成为我国古代识字教学最主要的方法。 　　（二）中兴期――宋元明 　　在“六书”理论的研究史上，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在整理研究《说文解字》方面最典型最具影响的代表是徐锴、徐铉，史称“大小徐”。他们无论是以私家著述还是官刊本的形式，校理或传注了载有许慎“六书”理论的《说文解字》，从而，为研究“六书”学说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中的徐锴还首开阐发“六书”之风，并创“凡六书为三藕也”之说。[2]王安石的《字说》，尽管一概用会意说形声字，自多穿凿附会之说，但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六书”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王圣美“右文说”着眼点也在形声字，提出从声符求字义的学说，世称“右文说”。[3] 　　“六书”理论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有的是继续性的，继承和整理了文字学的已有研究成果；有些是开创性的，丰富了古文学研究的理论宝库。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继承与创新，丰富了“六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六书”在识字教学中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三）鼎盛期――清 　　清代是我们所说的“六书”理论研究的鼎盛期，主要体现在： 　　一是“六书”性质的突破。继杨慎“经纬说”之后，戴震对“六书”进行了“体”“用”的分类，提出了“四体二用”说。他认为，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者，书之体止此矣”，转注、假借“所以用文字者，为字之用”。二是“右文说”研究在这个时期有新的发展。清代学者发明的“以声为义”、“声近义通”、“因声求义”等训诂方法都是在宋代“右文说”的启发下做出的；对于语源学的研究，“右文说”更是提供了重要门径。三是转注研究，在清代可谓星光灿烂。戴震创为“互训说”。其弟子段玉裁力倡其说“转注犹言互训也”。王筠也指出：“故转互为注，遂为转注之律令矣。”朱骏声创为“词义引申说”。其转注是“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也就是词义引申。将身创为“立部属字说”。许宗彦、孔广居，张行孚、陈醴等学者均从之，并谓“此真转注之的解也”（孔广居《说文疑疑》）。“立部属字说”与“互训说”不仅在清代二分天下，今亦有从其说者。转注研究绵延到晚近，章太炎曾创为“音转说”，也是一主要派别。[4]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继续对“六书”进行系统地总结与阐发，有些对汉字形体演变规律的探讨虽然很有创见，但在“六书”理论上却没有多少创见。因此，我们说，清代的“六书”理论研究没有多少新的突破。 　　（四）新时期――近代以来 　　近代以来，传统“六书”理论研究处于一种新的时代氛围之中，具有一种全新的面貌和气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六书”性质的研究。学者们仍有坚持“六书”为“造字之本”者，有继续“四体二用”说的研究者，还有对其进行现代文字学意义上的研究和当做教学条例、识字方法研究的。他们的见解，自成其说，颇有益于现代文字学理论系统地构建与完善。[5] 　　二是对“六书”各“书”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学家对形声转注和假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