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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监督治理基于公共预算视角的探讨 　　人大要通过加强预算审查监督能力建设、健全预算支出联网监督系统机制、推动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有机结合、重视发挥预算绩效监督的作用，实现“三公经费”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建立有效的机制运行，切实推进“三公经费”的监督治理。 　　“三公经费”问题，是一段时期以来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焦点，因此也成为政治学、财政学、公共管理学界探究的课题。2006年，《学习时报》刊发了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题为《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的文章，文中披露“三公经费”浪费及腐败问题，指出我国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的数额每年高达9000亿元之多[1]。2011年国务院决定公开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并且要求省级政府逐步公开职务消费经费，到2012年5月制定《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并针对中央部门的公费出国（境）数量、车辆购买数量及使用、公务接待费用情况，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特别是2012年末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三公经费”治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取得明显成效，“三公经费”支出明显下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断改善。但应当说，这些主要还是在操作层面上得到了执行，要更好地规范我国职务消费，亟需从制度和机制层面进行改革。从“三公经费”监督治理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三公经费”的改革治理，正是富有建设性、现实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我国职务消费制度由来已久，早在官员俸禄制度形成的封建社会时期，职务消费就普遍存在，且消费形式也伴随着官员制度的发展而变化[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针对官员贪污腐败行为的打击从未停止过。在学术领域，不少专家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等角度对“三公经费”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分析，普遍认同两个问题，一是在政府日常运行成本中，“三公经费”所占比例过高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许多预算外基金项目游离在财政支出的统计范围之外。行政消耗性开支占较大比重，严重挤兑财政资金，无形之中增加了财政支出的负担[3]。“三公经费”存在群体普遍化、消费目的模糊化、权利范围无限膨胀的现象，并且存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现象[4]。另一个问题则是“三公经费”浪费巨大、假公济私、支出透明度低、公开不及时等现象严重。“三公经费”监管不力，导致政府形象受损[5]。近几年在“三公经费”信息公开上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三公经费”的界限笼统、公开内容过于简单、公开的法律保障滞后、公开的监管主体不作为等问题仍然存在[6]。“三公经费”范围模糊不清、回应民众的质疑态度不端正、口径不一或偏窄以及数据真实性有待考量等方面并没有达到人民对政府的预期[7]。对于“三公经费”问题产生的根源，专家学者们主要从我国财政预算制度、控制与监管、审计和监督等方面进行分析，针对“三公经费”治理，提出了完善公开责任机制、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积极调动网络舆论监督作用、加强“三公经费”的财政预算控制和政府内外部的审计监督、合理建立“三公经费”支出制度机制等意见。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学者对于“三公经费”问题研究著述颇多，但大多偏重于经验总结与观点归纳，总体缺乏系统性，专家学者对社会公众及媒体普遍关注的“三公经费”监督治理问题研究甚少。笔者认为，基于公共预算的视角，从理论构建上应把握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方法的内在逻辑，在加强政府对公共预算支出实现有效控制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人大依法行使监督职权的作用。本文主要以广东省为例，着重探析加强预算编制审查监督、预算执行监督、预算绩效监督、预决算公开监督、建立预算支出联网监督系统等制度机制，以同时作用于“三公经费”监督治理的实践意义。 　　“三公经费”治理中的政府控制与人大监督 　　我国新预算法出台后，将“三公经费”归类为一般公共预算中。应通过对政府部门公共预算编制的严格控制，从预算角度对行政支出的违规行为进行约束，进而减少甚至阻止“三公经费”不良使用的发生。 　　公共预算视角下的“三公经费”监督治理，从理论构建上应主要分为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方法等方面。监督主体是监督作用发挥效用的载体，是监督行为的实体承载方式，是监督行为发挥作用的媒介。人大通过立法权的行使审议预算，对预算的编制的合理性进行监督；预算绩效监督是对公共预算的行政监督，或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行政岗位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和审查，检查相关单位的账目明细、执行质量以及工作效率；预决算公开监督可以建立公共预算监督公开透明的良好氛围。不同“三公经费”监督主体的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不尽相同，可以通过缜密的监督系统对“三公经费”实施全方位的监督治理，针对政府公共预算的各个环节，遏制公职人员因委托―代理产生的违法违纪行为[8]。 　　根据国家提出的对“三公经费”预算公开详细的目录，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