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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无论哲学价值和人文意义 　　摘 要：三国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提出的“贵无”论已进入对人性和个体的讨论，导引出一种合乎自然人性的自然生活态度。与此相应的“言”“意”之争，则使魏晋时代知识阶层作为“人”和“士”的主体意识悄然形成。后来“竹林”中人又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深入论辩，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最得人心。“贵无”论促成了魏晋之际以建立理想人格、争取精神自由和超越为目标、为实践的人文主义大波的兴起。 　　关健词：“贵无”论；生活价值观；得意忘言；越名教而任自然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它主要是用老庄思想来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衰微的两汉经学。玄学家大都是当时的名士，其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与虚无玄远的清谈（一作清言，又称玄言、玄谈、谈玄）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这种风气始自曹魏何晏、王弼而贯穿于两晋南北朝。何晏与王弼以及夏侯玄等主要活动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40年―249年），一起开创玄学清谈之风，世称“正始之音”。 　　一、“贵无”论导引出合理的生活价值观 　　何晏（？―249），魏国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是东汉灵帝时国舅何进的孙子，才貌出众，学识渊博，官至尚书要职，并娶曹魏公主为妻。他性格豪放，自我感觉良好，生活奢侈，还要经常傅粉化妆，美容修饰，行走间常自顾自怜。他在学术上的建树是《道德论》《无名论》《无为论》和《论语集解》等著作。史称他“好老狂言”，“善谈易老”，上承西汉扬雄《太玄》，远绍先秦老、庄“玄之又玄”而开魏晋玄学。 　　王弼（226―249），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从小聪明异常，十几岁就能解析深奥的《老子》；擅长辩论，思维敏捷。著作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等。 　　何晏、王弼的玄学核心是“贵无论”，这是他们关于对宇宙本源认识论的核心命题。在他们看来，“无”是一种超越一切物质世界的虚静本体。实际上，他们的“无”，就是老、庄的“道”或“玄”，也相当于《老子》第四十章里的“无”。那里面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何晏在《无为论》中阐述道； 　　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在何晏看来，超越物质而先天存在的“无”，不但是化育生成万物的根本，更重要的还是人生哲学的基础。所以，人们应当以“无”或“无为”为上，无条件地效仿它、遵循它，做事方能合理而获得理想的结果。如果统治者遵守“无为”，就可以成功地治理天下；一般民众信守“无为”，当然就会接受现实的一切而不致犯上作乱，遭遇不测。成功地把握“无”并运用它，就可以化解一切矛盾冲突，成就大业。这样的观点，与老、庄的“自然无为”论，并无什么差异。在这一点上，倒是王弼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他在 《论语释疑》中说： 　　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 　　这段话意在说明，“无”虽然未曾存在过，但存在中的“有”却是由它生出。这样一来，“无”就成为“有”之本，而“有”乃“无”之末；因此，“无”便为世间一切“有”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根本基础。很明显，王弼的阐发为老、庄的“自然无为”论补充了合理前提；同时，也将老、庄的“无”“道”“玄”三个核心概念直接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一目了然的同等式。王弼还在《老子指略》中说： 　　夫物之所生功之所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万物之宗也。 　　在这里，王弼认为，“道”和“无”是万物的“宗主”，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本体和原则。它们不是某种具体事物，而是万物的抽象，是万物的一般。一般就是“道”或“无”；万物是“有”，是个别。这样，王弼就超越了包括老子在内的先秦至秦汉的宇宙结构论的话题而向宇宙本体论（即关于宇宙、社会、人类本质或本体的讨论）递进，从而跨入哲学本体论的范畴，进入对人性和个体的讨论，对人的存在方式的讨论。这是王弼对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贡献。当然，也必须承认，对于一生以研究老、庄为乐趣的王弼来说，他开出的哲学思路仍然遵循着老、庄的“追求简易与根本”的方法。是老、庄之学给了他及其他魏晋玄学家寻找自我、解析人生的钥匙。正如王弼在《周易注》中所感叹的：“天下之理，莫不由易简而各得其方位也。”“各得其方位”，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生，它们都是在“无”这个“天下万物之本”的安排下获得各自的位置。 　　当王弼、何晏亮出“贵无”论之后，吸引来一大批厌恶经学章句、神学谶纬的学者向老、庄靠拢并参加关于“有”、“无”的讨论。譬如裴徽就求教于王弼，荀??与荀粲也展开了激烈论辩。蜀中的秦宓则“自比于巢、许、四皓”而自言“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处空虚之名，居不灵之龟，知我者希，则我贵矣！”[1] 　　“贵无”论之所以成为魏、晋玄学的一个核心点，成为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