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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驳论证式教学法在高师教学中运用 　　[关键词]思维过程，质疑，论从史出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6―0073―04 　　 　　长期以来，高等师范院校历史学专业还经常用“满堂灌”的教学形式。这种“填鸭式”教学法，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其弊端在于：一是让老师的思想代替了学生的思维，学生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二是学生没有发现问题，上课时头脑一片空白，总是觉得学习枯燥无味，对历史学失去兴趣。这种教学方法的最终结果是：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不看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扔笔记。知识还给了老师，能力无从谈起。怎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怎样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很多，笔者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采用“辩驳论证式”的教学法，取得一定效果。 　　“辨驳论证式”中的“辩”，是请学生在讲台上就某一问题进行论证发言；“驳”，是学生批驳同自己相对立的观点，坚持己见。“论证”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教师总结评点学生的论证过程；二是教师鼓励学生发现问题，再进行答辩。这种教学方法改变了师生之间静态的角色关系，使学生和教师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呈现出互动状态，彼此辩驳、互相启发，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知识，锻炼技能。 　　“辩驳论证式”教学法的核心是“论证”。要辩驳必须要论证，要选择有价值的问题进行辩驳和论证。问题一般应是学术界有争议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因此“辩驳论证式”教学法的运用，首先是教师提出问题，启发学生去分析思考；其次是引导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展开争论；最后是总结纠正学生不正确的思维方式，教会学生分析史料，掌握论从史出的方法。具体应由下面几步构成： 　　第一步：教师应系统全面地分析授课内容，找出问题。这类问题除了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外，还必须是可以把教学引向深入的重大问题。比如中国近现代史中就有如下一些重要问题： 　　1、五四运动以来“救亡”压到了“启蒙”还是唤起了“‘启蒙”? 　　胡适在《五四运动――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这场本来是“纯粹的文化运动”“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指出，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文革”“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李泽厚还在为自己的文集《走我自己的路》的增订本所作的序中，再次明确指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是“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与之相反，金冲及却撰文强调，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是“救亡唤起启蒙”。 　　五四运动以来“救亡”压到了“启蒙”，还是唤起了“启蒙”?探讨这一问题有利于深入认识中国近现代史。 　　2、怎样评价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进行的最重要且影响最大的战役之一，其评价关系到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对百团大战的评价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几个阶段，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竟成了彭德怀的一大罪行。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百团大战该不该打?打了以后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领导者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个问题发人深省也很值得研究。 　　3、抗战胜利后，历史是否为中国敞开了“和平之门”?也就是说抗战胜利后中国是必然走向战争呢、还是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或者走向“和平”或者走向战争? 　　一种看法是，中国确有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基本政策是内战独裁。独裁是目的，“和”或“战”均是手段。蒋介石并没有“战”这一种唯一的选择。重庆谈判虽是蒋介石为取民心在国民党内反战派和国人面前摆的一种姿态，但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和平的方式让中共“臣服”，这当然是蒋介石所梦想的。 　　美国的政策是扶持蒋介石政府，以蒋介石为首实现对全中国的统一，以便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在远东实现对苏联的遏制。美国的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看到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要求蒋介石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同中共实现和平统一。后来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重申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主张。 　　饱受长期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要求民主，坚决反对内战独裁。和平是人心所向。中国的民主党派及各种中间势力希望国共携手合作，避免内战，使中国成为统一富强的民主国家。 　　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共不仅在实力，特别是武装力量方面有迅猛的发展，而且在政策策略方面已十分成熟。中共力量的空前壮大使蒋介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