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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篇编纂思想研究 　　摘 要：《类篇》是中国辞书编纂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大型字书，既继承《说文解字》《玉篇》编排的长处，又形成了独树一帜、对后代辞书影响深远的编纂思想，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字书韵书相副施行，互相参协”的编纂宗旨；二是“以部首为纲，以韵目为目”的编纂方法论。在此编纂思想的指导下，《类篇》在中国辞典史上开创了独一无二的字书排检法，为中国辞典编纂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财富。 　　关键词：《类篇》 编纂思想 编纂方法论 　　《类篇》是北宋官修的字书，与韵书《集韵》相副施行，互相参协，是古代“篇韵”辞书的重要代表。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翰林学士丁度等认为《集韵》较《广韵》增字甚多，字书《玉篇》与其不能完全参照，故奏请宋仁宗“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1]于是，王洙、胡宿、范镇、司马光相继领衔修纂，历时28年，终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成书。《类篇》依据《说文解字》分为14篇，又目录1篇，共15篇。每篇又各分上、中、下，合为45卷。全书按部首编字，共有540部，收字31319字，比《玉篇》增多一倍。《集韵》遗漏的字也都尽量收入，但《集韵》书中冗杂的重文就不尽采录，体例比较严谨。每字下先列反切，后出训解；如果字有异音异义，则分别举出，可与《集韵》相印证。且书中收录不少唐宋年间产生的新字，是研究文字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类篇》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和推崇。然而，学者的重视和推崇大都是从语言文字方面着眼，所以凡论中国文字学史、训诂学史、语言学史的专著，无一不设章节专谈《类篇》，但这些专章或专节都只作一般性介绍，且这些介绍多有失误之处。至于从中国辞书编纂史的角度对《类篇》进行考察，却少有人顾及。而今辞书编纂已成专门学问，编纂思想是编纂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编纂理念。辞书编纂思想一经形成，将直接影响辞书的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和编纂风格，决定辞书的品质优劣和价值大小。《类篇》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别具一格，而且对后世字书影响深远，其编纂思想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字书韵书相副施行，互相参协”的编纂宗旨；二是“以部首为纲，以韵目为目”的编纂方法论。 　　一、编纂宗旨：“字书韵书相副施行，互相参协” 　　一部巨著，必有促使其产生的环境因素与时代背景，《类篇》成书于北宋中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也自有其产生的环境因素与时代背景。宋代在开国之初就定下大兴文教的基调，太祖赵匡胤将朝庭正殿命名为“文德殿”，礼遇士大夫，优待读书人，将以文治武作为基本国策。至仁宗时期，政局经数朝休养生息，国家基业稳固，社会更加繁荣富庶，人文发展迅速，所以文字之学大兴，整个社会弥漫着知识的气氛，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之一，所以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 　　宋代统治者为了网罗经世致用的人才，大兴科举制度，所以纂修官方专门诠释文字形音义的字书韵书以供士人遵循，并作为考官的审核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掀起高潮。儒者解经，不迷信传注，甚至对经文本身也进行了大胆的怀疑，也导致当时的经学不一，异论纷然，针对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实情况，当权者必须采取措施。于是一批新兴的儒学官僚和学者倡导重新修纂一些大型书目。所以《集韵》《类篇》应运而生。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宋祁、郑戬给皇帝上书批评宋真宗年间编纂的《广韵》多用旧文，繁略不当，不利于科举。与此同时，贾昌朝也上书批评宋真宗景德年间编的《韵略》“多无训释，疑混声、重叠字，举人误用”[3]。故宋仁宗令丁度等人重修这两部韵书。《集韵》终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完稿。同年十一月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1]于是经王洙、胡宿、掌禹锡、张次立、范镇相继修纂，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由司马光代为修缮，时已成书，治平四年（1067年）缮写成功，上之于朝。《集韵》按韵编字，以音系联，《类篇》接部首编字，以形系联，两书相辅而行，又各具不同的检阅方式。 　　孔仲温在《研究》中曾指出：“宋人于字书韵书之编纂，刻意要求二者内容应协和一致，以相互参稽，此种特殊之观念，并未见于他代，恐为宋人所特有，故于《集韵》编纂完成后，继而编纂《类篇》。”[4]孔先生认为“字书韵书相副施行，互相参协”的观念独为宋代所特有，那宋代为何会有如此别于他代的编纂观念呢？《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小学类序：“宋三朝艺文志曰：‘自齐梁之后，音韵之学始盛，顾野王《玉篇》、陆法言《切韵》尤行于世。”可见齐梁之后，音韵之学兴起，而《玉篇》和《切韵》的使用最为流行。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