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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叙事逻辑分析 　　“对世界的叙述不计其数”,罗兰?巴特如是说,正是通过这丰富异样的叙述,写作者表达出了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看法,使文本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正是以匠心独运的叙述使文本充满魅力,流光溢彩。 　　如果说写作是作者精神世界的秩序化,是对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组织和建构,那么,对读者来说,阅读就是对文本的解构和还原,对写作者精神世界的探索。当进入文本时,读者往往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和期待,即用个体的所知来理解文本,而这种阅读方法常在高明的文本前碰壁,个体所知变得荒诞不经。因为在这些文本里,阅读的钥匙与关键是文本的所设,即写作者在文本世界里所构造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它们常迥异于个体的所知,当阅读者找到文本所设时,才算是真正进入了文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正是一个反所知立所设的趣味横生的文本。 　　文本是这样拉开的:陈清扬下山来找王二,讨论她是不是破鞋的问题。“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是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则起码有一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1]既然陈清扬是破鞋的条件不成立,那么要证明陈清扬不是破鞋顺理成章。如果按此逻辑去展开故事,文本与个体的所知似乎是不矛盾的。然而下一句,作者笔锋一转,“但是我偏说,陈清扬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无庸置疑。”这句话让个体所知受挫,为什么王二不愿意证明陈清扬的清白?为什么王二认为陈清扬就是破鞋?于是追寻此后的实质成了阅读的焦点。文本在后面给了一些提示,出现了第二个关于逻辑推理的游戏。若读者将二者参差对照,就能察觉其中的秘密,感悟一种写作的智慧。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从此他总是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条途径: 　　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 　　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 　　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2]于是,“王二没有打瞎队长家母狗的左眼”是没法证明的。相似的逻辑推理让我们回溯前文,是不是“陈清扬没有搞破鞋”也同样没法证明?此中之理与打狗事件是否同出一辙?打狗事件中,王二证明其清白的三个条件是无法成立的,反而王二持枪打狗的可能性无限彰显。因为王二不仅能持枪且枪法极好。于是仅凭某人具备做某事的能力便判断出了某人做某事的必然性。反观陈清扬,她是正常女人,于是就具有偷汉的能力,何况后文中还提到她是一个皮肤白皙、身材丰满诱人的女人,那么她必然也是偷汉的。所以“陈清扬不是破鞋”没法证明。至此,读者还只是停留在逻辑推理游戏中的浅层。若是进一步反思,我们会更贴切地领悟王二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作者王小波笔下的逻辑。 　　在这些逻辑推理中,关键在于当你试图去辩解自己的清白之时,你已经承认了原先判定的合法性,承认破鞋是一种罪,承认对方设定的规则,陷入对方所主宰的世界中。在那世界中,对方是一切法则的主人,法则依对方的利益或喜好而定。因此你一旦陷入其中,将永远处于受审判的地位,永远无法判断此时或下刻的法则会是怎样的。当你试图与对方辩解时,这种审判与被审判的游戏便在现实中成立并展开了。游戏的目的在于利用法则的不定性,事件的无法证实性与被审者竭力想澄清事实,证明自我清白的欲望来达到某种难以告人的目的。在文本中,对于“破鞋”的真伪并不是领导或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他们在乎的是“破鞋”二字所能够激发的无限遐想和意淫。作者笔下的王二看透了这一点,对这一种游戏规则不屑一顾,于是他说“与其证明自己无辜,不如证明自己不无辜”[3],转而建立起自己的话语和游戏规则。这样,在《黄金时代》里,隐含着两套逻辑,一套是领导、群众的逻辑,强调的是先在的社会审判和个体的被审关系;另一套是王小波的逻辑,强调的是对先在社会审判的瓦解,否定和自我生活方式的寻找、确立。了解了作者的这一逻辑,我们也就找到了解读文本的途径。 　　文本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但叙述的事情并不复杂。叙述落笔便到了“我”(王二)二十一岁在云南插队的情景。“我”认识了一个被人称作“破鞋”的女医生陈清扬,她要“我”证明它的清白,而“我”认为此事是不可能撇清的。后来众人传闻“我”和陈清扬搞破鞋,于是陈清扬每天来找“我”讨论这件事。但自从陈清扬在公共场合暴露了“我”与他的关系后,群众却沉默了,“大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行径是如此害怕,以致连说都不敢啦”。虽然领导、群众没能够阻止“我”与陈清扬搞破鞋,但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