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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抗争现象类型分析 　　〔摘要〕 当前我国的“身体抗争”现象分为常规型和非常规型两种，常规型“身体抗争”主要有底线选择型、策略选择型、泄愤型，而非常规型“身体抗争”则主要有政策触发型、影响政策议程设置型。所有的“身体抗争”都是以肉体以及依附肉体的个人生命或人格尊严为载体，通过抗争来维护和捍卫自身或群体利益。不同的是，常规型“身体抗争”大多是围绕个人问题展开的，而非常规型“身体抗争”更进一步，由于所呈现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所以能够引发社会公众及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在解决特定抗争问题的同时，促使政府解决同类社会问题。 　　〔关键词〕 常规型“身体抗争”，非常规型“身体抗争”，类型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2-0064-05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群体性事件呈现激增的态势。根据《中国社会蓝皮书》（2013年）的统计数据，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 〔1 〕 （P9 ）。在众多的群体性事件中出现了一种极端的、追求惨烈效果的身体抗争行为，而且此类极端行为的普遍化与策略化已成为社会抗争的新趋势。所谓“身体抗争”，顾名思义是将身体作为抗争的“武器”，是指在转型社会利益冲突过程中，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身体的运用和强调来实现权利保障、利益申诉、维护与增进的特定行为。综观众多案例，当前的身体抗争现象已经不同于早期的“被逼无奈的底线选择”，而是出现了策略性需要、情绪化表达、政策问题触发以及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等诸多方面的行为指向。正如有学者所言，“身体成为一种带有支配性的权力，血淋淋地卷入统治或某种政治支配领域，活生生的肉体被附加了抗争性的政治权谋” 〔2 〕。 　　按照理性人假设，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动机所支配，动机是一切行为的强大驱动力量，而一切的行为又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其目标。当前形式多样的身体抗争行为具有其明确的目标指向性，背后也大多隐含着复杂的行为驱动过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及典型案例，笔者发现，由于诸多个案所处环境不同，行为动机差异很大，身体抗争现象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其中有很大比例的身体抗争现象都具有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增进自身利益的利己倾向。此类身体抗争现象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吸引舆论关注、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然而，由于其行为的利己倾向，在行为指向的目标方面较为明确，行为特征与个体利益诉求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本质上属于个体行为的范畴。与此相对应，还存在另一类的身体抗争现象，此种类型的身体抗争行为，利益诉求较为多样，目标指向超越了常规的、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公共性，在问题聚焦、社会影响的持续性与深远性方面，与前一类身体抗争出现了诸多不同。 这样，如果以抗争行为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影响力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增进程度作为标准，可以将当前身体抗争行为划分为常规型身体抗争与非常规型身体抗争。那些以维护个人权益进行的身体抗争较为常见，故而称之为常规型身体抗争。另外，有些虽不以维护个人利益但也是较为常见的类型，也可以归入此类。按照行动者的目标指向进行进一步细分，常规型身体抗争主要有底线选择型、策略选择型、泄愤型，而非常规型身体抗争则主要有政策触发型、影响政策议程设置型。在具体的案例中，上述几种类型的身体抗争行为时常呈现相互交织的状态。不同类型的身体抗争呈现出不同的演化逻辑，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行为进行分析，可以理清当前身体抗争现象的发生机理。 　　二、常规型“身体抗争” 　　事实上，我国的身体抗争现象由来已久，例如古代的“下跪告状”、“拦轿伸冤”等行为，相对弱势的民众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囿于资源及秉性的限制，通常会借助身体作为武器进行抗争，以期维护自身的利益。正如笔者所强调的，理解常规型身体抗争现象的发生机理，核心在于梳理其行为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具有较为强烈的利己倾向。 　　1.底线选择型的“身体抗争”。通常是抗争主体自身权利受到无视、自身所能凭借的资源尽失，在抗争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屈辱感与被压迫感，采取正常的表达方式已经难以起到相应效果等情况下，从而只能用对个人身体支配权来进行“最后的、底线型的”利益申诉，是一种迫于无奈捍卫个人尊严的被动选择。底线选择型的身体抗争行为是民众广泛认知的行为指向，也是传统身体抗争行为的主体。由于身体是个人生命安全及人身健康的承载，非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以自身健康或生命为代价作为抗争的筹码。在现实案例中，不少当事人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后，也曾试图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方式进行维权，然而这样一些常规手段或程序难以得到应有的回应，或是在当事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背景下根本不值一提，最终迫使利益受损的一方不得不通过夸张的、极端的方式促使问题得到解决，轰动全国的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