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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校园报的美式价值 　　安德鲁?克莱门斯，美国校园小说第一人。就其作品的销量和影响力而言，有人说他是美国的杨红樱，但实际上，他是少年世界里美式价值观的输出者，是另一个版本的迪士尼。 　　1、 　　前不久，女儿所在的班级举办好书分享会活动，每个孩子都要给大家推荐自己喜欢的书。女儿的书架上，E?B ?怀特的《吹小号的天鹅》、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以及众多大奖绘本都没有中选，她自己决定分享克莱门斯的校园小说系列，并特别指出最喜欢的是《兰德里校园报》。 　　我拿起来翻了翻，183页的书，只有五张插图，全都是字，而且没有拼音。作为一个超爱绘画的三年级小孩，她一直偏爱动漫和绘本，对全是“字”书不甚感冒。去年一个暑假，她却捧着这套书翻来覆去地看，常乐得在床上打滚，至今热情不减，书中因而遍布折页和对勾。 　　我想起我曾经的同事、摄影记者杨明。他曾在儿子的小学作业本名字栏里，赫然发现稚嫩的字体：Jizhe杨约伯。他从不曾意识到自己的职业会被孩子这样推崇，作为一位父亲、一位记者，他被这几个稚嫩的铅笔字重新定义、再度提纯。以至于跟我们提起这段时，只是一脸郑重微微摇头。 　　作为一名记者、一名母亲，我在这本书面前，在女儿的笑脸前，沉吟良久，不得一言，秒懂了他当年的震动和庄重。 　　对孩子而言，这的确是一本很棒的认识报刊的书，关于主编的权利、出版的规则、社论的立场等等都简而要之地自然呈现。关于我的职业，有这本书做平台，女儿心领神会，母亲重温初心。 　　2 　　拉尔森老师在过去的20年里，所订阅的每一本杂志，都堆积在教室里，墙壁上也一层一层贴满了剪报。这样的一个教师和教室，催生了一份班刊《兰德里校园报》。主编是转校生卡拉。卡拉确实具备一个真正的记者的素质，她可以根据蛛丝马迹判断出同学的爱好和其家人的职业，堪比间谍。人人都从办公室旁边的大厅的玻璃柜走过，只有她从角落的奖杯里发现：落魄的拉尔森老师，在15年前居然是连续三年的年度最佳教师，一篇针对拉尔森的社论把校长、拉尔森和卡拉纠缠到了一起。卡拉由此认识到即使是刊出真实的内容，也要顾忌到他人的感受，在毒舌与真相之外，要心存善意。她做《兰德里校园报》，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擅长和喜欢。她对父母离异的愤怒，对新环境的不耐，不能通过伤害他人来发泄。 　　在某种意义上，她和拉尔森老师的冲突成就了彼此的救赎。拉尔森不再沉溺于家庭的重负和上司的不满，认识到拉尔森老师其实是拉尔森的职业形象，他与生活中、行政序列中的拉尔森并不一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到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而卡拉则与自己、与父母、与师生都达成了和解，她认识到：生活是温和而友善，还是艰苦而无情，与遇到的人和事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卡拉自己。 　　卡拉在特刊上刊发了一篇主编的观点：一份填满无情尖锐事实的报纸就像冰山、粉碎了所有迎面而来的东西；一份单从温情与友善角度看事情的报纸就像水母，软弱而没有决断力。而她，试着做一份平衡的、心存善念的报纸。 　　作为美国校园小说的典范，这个故事自然具备很多美式元素。比如，刊发一个孩子对离异的认识是否侵犯隐私，出版班刊是否该由校长审稿、拉尔森老师的自由式教学是否该受到惩戒，这一切都由一个听证会来做出判决。一场决定报纸生死和拉尔森去留的听证会，被拉尔森和学生看作是一个大型而刺激的学习体验，一个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与出版自由的体验。价值的塑造和民主的熏陶就这样悄然发生，陈丹青所言人人都长了一张没被欺负的脸就这样形成。 　　拉尔森指导卡拉们根据宪法的修正案修正自己的出版和发行，卡拉们甚至注意到发报的时候要站在某人家的院子里，而不是人行道上，因为人行道属于镇公所。拉尔森老师和全班甚至把听证会预演了一遍，他没有把校长塑造成坏人，或把自己说成受害者。他认为这并不是两派人马在互相对战，只是两种不同想法的争辩，争辩什么是对的，什么对最多人来说是最好的。所以，卡拉懂得了对着镜头表示：不是校长也不是老师让她有了麻烦，甚至于她和报纸都没有麻烦，真的。这件事只是对于什么内容可以出现在学校的报纸上，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已。这份平和、从容与得体即便是熟年职人也未必拥有，特别是习惯了阴谋论和黑白善恶二元对立的国人。 　　3 　　在小说的开始，卡拉还是没什么存在感的转校生，每天都是褐色格子裙和白衬衫，像教室地砖的花色一样一成不变。但一份校园报把她作为一个主编的潜质挖掘出来，她既能委婉认错，又能和校长据理力争坚持自己。她的成功逆袭，就是一出自我奋斗的少年版美国梦。 　　安德鲁?克莱门斯，作为美国校园小说第一人，其所有的小说，遍布美式价值观、好莱坞式逆袭、中产式政治正确。在他的笔下，校园儿童总会用自己的方式应对他们的“对手”――教师、校长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学校制度，就像《肖申克的救赎》的银行家安迪依靠一把鹤嘴锄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