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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与杰出人才培养策略 　　摘 要： 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反映出建国后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情况下存在问题。本文从“钱学森之问”入手，探究疑问背后之实质，讨论杰出人才的教育问题，最后尝试对“钱学森之问”涉及的教育问题提出相关的教育改革建议。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 杰出人才 教育改革 　　 　　一、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发展献出一生心血的科学巨匠。他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他强调：“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１］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与经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但面对“钱学森之问”，那些令人骄傲的业绩无疑褪色不少，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育出民国时期大师级的人物及众所周知的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的获得者。 　　二、无杰出人才原因之分析 　　（一）民国多人才 　　因“钱学森之问”所问的是为何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育出民国大师级的人物来，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民国。民国大家辈出，杰出人才灿烂星辰，一连串名字跃入眼中，文化上如鲁迅、朱自清、胡适、郭沫若等，科学上如竺可桢、吴有训、李四光、胡先啸等，不胜枚举。为何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民国时期那样耀眼的大师呢？ 　　（二）诺贝尔奖的遗憾 　　诺贝尔奖1901年到2010年间一共有812位获奖者，其中华人获奖者有10位，分别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达赖十四世、高行健、钱永健、高锟。获奖的812位获奖者，除了一位中国政府不承认的1989年和平奖外，无一人是中国国籍。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8位华人中，只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接受过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崔琦1951年曾在北京读中学，次年就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的自然科学类奖的获得者，可以说全都与新中国的教育无关。 　　（三）原因之何在 　　是否是经济条件影响了人才的培养？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是困难的。但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且受外侮，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造就了巨大的文明财富留给后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经济条件已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经济条件不好这样的理由是牵强的。 　　是否是社会制度之影响？新中国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其他国家和地区多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拿了很多诺贝尔奖，可知单纯的名义上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全是原因。 　　是否是儒家思想的影响造成今天“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呢？东亚和东南亚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圈，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2011年亚洲大学排名前200名榜单［２］，前十名最佳大学分别属于中国香港，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等。QS的亚洲大学的排名很重要的一项标准是创新能力，从一方面说明创新能力不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可决定的。另一方面日本等国已经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也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杰出人才的培养匮乏引人深思。是什么导致了“钱学森之问”的局面？以下在三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是长时间缺乏良好的大环境。经历长年的战争，新中国百废待兴，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后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再后面是“文革”时期，一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缺少一个培养人才和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国家没有很好地重视知识分子阶层人才的培养。甚至在“文革”中，需要周恩来总理牵头做重要人物保护名单。民国走过来的大师在动乱中没有受国家名单保护，很可能要受批斗之苦，那么那个时代如何培养创新能力呢？知识分子几十年不能潜心修学，教育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一位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人才和教育的连续，一个国家要不断涌现杰出人才是困难的。 　　二是长期不重视创新能力的教育。在高校层面上，教育评价有僵化的倾向，如进行职称等的评定普遍依据论文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性的重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研究人员进行自由探索和导致抄袭等学术问题。中小学的教育在高考影响下功利化严重，谈不上具有实质的创新教育，应试教育模式长期没有改观。国家推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但事实是学生的负担并没减轻，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很多教育改革没有力量。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础教育盛行灌输的模式，应试中奉行标准答案，这直接扼杀了学生的自由想象创新的能力。 　　三是推行的全面发展教育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