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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思路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视角 　　[作者简介]江时强(1969-)，男，湖南常德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等研究；张秀生(1951-)，男，山东单县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摘要]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陷入持续低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滞后。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创新，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载体。不过，目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推进其发展，以促进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7)06-0879-05 　　 　　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陷入持续低迷，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6年为3.28:1，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全面和谐社会的构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民组织的缺乏。本文继续沿着农民组织的视角，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框架内来探寻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新思路。 　　 　　一、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历史考察及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政府和广大农民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但是，这种增长并非一直是快速、稳定、持续的，而是呈现出很大的波动性和阶段性。从表1可以看出，在这一期间出现了两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即1949-1956年和1979-1984年，其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均超过了7％，而其他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即使在2004年以后，国家采取多项政策扶持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但其间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依然有限，远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 　　 　　为何在1949-1956年和1979-1984年两个阶段中国农民收入会快速增长?究其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制度和组织创新主导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按照诺思的观点，即使没有技术变革，通过制度和组织创新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实际上，这两个阶段的农民收入增长正是得益于制度和组织创新。1949-1956年，土地改革使农民第一次拥有了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土地，摆脱了地主的剥削与控制，农民开始为自己劳动，而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和生产合作社的出现则解决了农业分散生产的问题，因而这一时期农业和农民收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就不足为奇了。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生产与劳动报酬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率的提高就成为农民自发的行为，并自然而然地成为农业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动力。1985年以后，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之所以陷入一种低迷状态，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随着集体经营职能的转移和组织管理职能的弱化，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大部分地区“空壳化”。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大市场，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先天性缺陷逐渐显现：在产前，不能科学准确地获得市场信息来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在生产中，由于单个农户物质基础脆弱，农业技术水平低下；在产后，不知如何获得市场信息，再加之单个农户在谈判中的弱势地位，经常出现“谷贱果贱伤农”的情况。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的日益放开，以及农业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这种先天性缺陷更加加剧，因而必须要进行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载体 　　 　　作为一种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并逐渐向全国辐射、蔓延，它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农民谈判地位、增强应对自然与市场风险能力、实现规模效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载体。 　　　 　　(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节省农户的市场交易费用，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随着中国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分散的、单个农户参与市场的交易不确定性增大，有时费用极为高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可以将那些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分工活动卷入组织内部分工，由此实现市场内部化，节省了交易费用、节约了寻找交易对象的费用、代替了讨价还价、减少了在市场中多次反复地订立契约的麻烦，等等，从而降低农业生产的总成本。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农业规模经营有两种基本方式：农户家庭内部的规模经营和农户家庭外部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