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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考 　　【内容提要】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基本完成制定工作，关注焦点正转向后续执行和监督，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加以支持。对中国而言，参与2030年议程的全球伙伴关系意味着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在收益方面，中国的实力决定了物质性收益较小且领域有限，但在非物质性收益方面可能有较大潜力。相比之下，中国需要为全球伙伴关系贡献更多物质性公共产品，但非物质性特别是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会遭到抵制。因此，中国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可概括为：物质性成本高于收益，非物质性收益具有较强不确定性。虑及自身发展中国家身份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可以是：在全球性多边论坛作出明确战略承诺，在双边（集体）论坛作出切实的物质承诺，通过倡导2030年议程促进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关键词】 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全球伙伴关系 中国角色 　　【作者简介】 张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5）05-0112-16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505008 　　2000年启动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即将于2015年年底到期，经过此前四年多的全球性咨询和开放性讨论后， 接替MDG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 ）的制订工作已基本完成，并将于2015年9月的联合国发展峰会期间正式通过。尽管相关争论仍在继续，但对2030年议程的关注重点正逐渐从早期的目标框架建构，转向更为具体的执行手段、后续落实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下简称“全球伙伴关系” ）等方面。考虑到MDG从规划到具体落实耗时长达五年（2001―2005年），国际社会普遍希望能够推动2030年议程尽早落实。由此而来，对全球伙伴关系的关注正日渐上升，因为无论是执行手段还是后续落实，最终都与全球伙伴关系密切相关。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中国在2030年议程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2015年5月1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的第二份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15年后议程”）政策立场文件也论及“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但并未论及中国的潜在贡献。 显然，中国不可能、也不会回避自身在2030年议程中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贡献问题，但任何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规划都必须首先对其成本―收益加以评估。以此为出发点，本文试图结合对2030年议程目前有关执行手段、后续落实及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倡议的分析，考察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并提出中国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设计。 　　一、中国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潜力分析 　　尽管取得了重大成就，但MDG到2015年底难以全面实现，仍是少有疑问的。导致这一尴尬的原因之一在于全球伙伴关系（MDG第8项目标）的执行不力。基于这一教训，联合国秘书长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以下简称“高级别小组”）在2013年5月呼吁建立“新全球伙伴关系”。 2014年12月4日公布的联合国秘书长综合报告指出，2030年议程应当有六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就是“伙伴关系：为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团结”。 在上述政治性呼吁之外，对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最为详尽的讨论和规划是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Open Working Group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简称“开放工作组”）提出的2020年议程目标框架。于2014年8月12日正式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开放工作组报告的第17项目标名为“加强实施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下面有19个具体目标，全部指向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在其余16个目标所附的43项执行手段中，另有31项明确提及国际合作， 也可归入全球伙伴关系的范畴。换言之，在涉及执行手段、后续落实和全球伙伴关系的共计62项具体目标中，有50项明确涉及国际合作。可以认为，全球伙伴关系的落实情况，将极大地影响2030年议程的完成预期。 　　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中国被认为对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建设至关重要。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其综合报告中指出，南南合作下的新兴经济体大力加强团结令人鼓舞。更多国家需要致力于为国际公共融资提供捐助，并确定具体目标和时间表。 又如，非洲在其有关2015年后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