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与配例的关联性与认知效果分析.docVIP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与配例的关联性与认知效果分析 　　摘要 “释义+配例”是语文词典经典的词条结构。作为词典微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释义与配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厘定。文章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分析《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释义与配例的关联性，对其认知效果进行分析。《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释义与配例的相互关系分为认知增强、认知隐含、认知抵触以及认知缺损四类。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词典》作为内向型语义中心型词典，对释义与配例的关系定位基本上能够满足词典用户对意义的查询需求。不过《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配例除了对语义进行说明区分外，可以考虑植入适当的语法信息和语用信息。 　　关键词 语文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 认知效果 释义 配例 　　一、引言 　　释义和配例是语文词典微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对释义与配例的研究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大多数研究只是就释义或配例进行有针对性的单项研究，对释义与配例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中以“篇名”为检索参数，以“释义与配例”为检索项，检索到相关文献15篇。如前所述，其中9篇是把释义和配例作为两个问题在同一文章中分别加以论述，涉及释义与例证关系研究的仅有唐超群（1982）、吴建平（1994，2009）、薛诗绮（1994）、马桂琪（1996）和吴汉江（2012）。其中吴建平（1994，2009）、薛诗绮（1994）、马桂琪（1996）针对的是双语词典中释义与配例的关系，吴汉江（2012）分析的是《汉语大字典》中配例与义项的不匹配现象，唐超群（1982）论述了《辞源》与《中文大辞典》中释义与配例的不一致性。到目前为止，对《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释义与配例关系的研究尚无涉及。而“《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在它之前还没有这样的词典；它以后的同类性质的词典则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在某一些方面加以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词典》是汉语辞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曹先擢，晁继周2002）。因此，本文在关联理论视角下，分析《现汉》中释义与配例的关系，并对其不足之处提出建议。 　　二、通用型语文词典中释义与配例的功能分析 　　（一）“释义+配例”的经典词条结构模式 　　词典微观结构是词条结构的基本承载者。词典微观结构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层级性的。线性微观结构多表现为单释义结构，即立目单位的右项部分只出现释义或语际对等词。而在层级性的词典微观结构中，其经典构成是“释义+配例”，通常还会辅以读音、词类以及用法标签等。一部词典可能同时采用线性微观结构和层级性微观结构，通常情况下，二者分别对应于低频词与高频词的词典处理。 　　在词典编纂实践中，“释义+配例”的微观结构主导模式早在18世纪就在英语单语词典中广泛使用。自19世纪起，尤其是到20世纪，随着大型历时性语文词典《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与出版，“释义+配例”的词条结构日益固化并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成为各语文词典编纂的经典模式。20世纪兴起的词典用户研究也证实了这一模式的有效性。Summers（1988）和Laufer（1993）的调查表明，对词典用户而言，与仅有释义的词条结构或仅有配例的词条结构相比，采取释义加例证式的词条结构效果更好。 　　（二）通用型词典中释义与配例的关系 　　关于释义与配例之间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从“意义中心原则”出发，奉行“释义中心论”，强调“例以明义”，凸显了配例的考据功能。这一观点历史久远。早在1911年，《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的前言就明确指出，配例的功能是说明词义和区别相关义项。尽管一些学者，比如Zgusta和Landau等，认为配例不是补充材料，也不是附属品，但这并不意味着配例基础地位的提升，毕竟，“词义是词典编纂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Zgusta 1971：21），“单语词典提供有关立目单位的各种信息，但最重要的是释义”（Landau 2001：8）。 　　二是现代语言学中的“用法中心论”。在这种“别问意义，去看用法”的观点下，配例不再被认为是释义的延伸或补充，而是展示立目单位的实际用法，甚至可以起到语言输出模板的作用。Drysdale（1987）明确指出，配例的作用除了福勒兄弟所说的说明释义以及区分相关义项之外，还应该包括：展示立目单位在语境中的使用情况；解释立目单位的语法类型；提供其他典型搭配；指出适当的语域或文体层次。可以看出，Drysdale对配例功能的阐释已经扩大到语义、语法和语用等不同层面。 　　三是意义一用法一体论，体现了“大词汇、小语法”的观念。辛克莱（1991：81-98）指出，词典和语法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要解释词义，就必须说明它们在句子中的用法；而要说明句子的用法，也必须说明它们的意义。因此在其《柯林斯COB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