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学史认知.docVIP

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学史的认知 　　摘要：自1917年以降，外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历经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少有纯粹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行为，而是知识界在文学史认知和著述方法上普遍的选择――无一不受社会左右，是知识界参与社会思潮的手段，或者说，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整个文学史认知一道服从于社会变革所需。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大量外国文学史著述，同样符合这样的规律：不是因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观讨论去重写文学史，而是受限于国内局势变化趋势，因而30年来各种版本外国文学史没有根本性变化。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研究；学院派；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3－0096－07 　　 　　众所周知，从1917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以降，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的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认识世界和提高国民审美鉴赏水平的力量之一。近百年来，外国文学史的建构、变革，首先是和中国认识世界及其文学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自觉认识到中国之外的世界，是19世纪中叶以后很小部分士大夫的事；认识到世界上还存有其他国家文学，是19世纪末不多的知识精英的事情；认识到外国文学发展变化问题，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文化思潮左右，后受官方意识形态所囿，到20世纪末则受全球化进程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是在两种力量的交织和对立中进行的：一方面知识界成为推动时代思潮变化的重要力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知识界认识社会的手段，对文学的认知服从于对社会的认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界一部分的学术界，建构文学史历程，时常在文学自律和他律中交替前行，以至于关于外国文学史的认识和国际学术界出入很大。 　　 　　一 　　 　　198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面临着如何消解庸俗唯物史观借助意识形态而君临学术霸权的任务，唯如此方可还原文学的审美性、恢复文学史研究的生命力等。具体说来就是，在文学史研究上要把文学从意识形态范畴下解放出来，置于更大空间考量，并改变研究文学仅依据唯物史观或文学进化退化之思维，如游国恩认为清代诗文“由于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没有跳出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要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和近代中国文学史的结构，涉及历史分期及其依据、和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同国际文化思潮关系等，甚至不能回避新感觉派文学、丁玲创作和胡风文艺思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面目和地位问题，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等思潮对文学进程的影响，国家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变革对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作用等；要凸显胡适和鲁迅等人治文学史方法论的历史价值，实现由注重义理分析转向学术考证、改变重内容而轻艺术、强化文学文本的结构性价值等。进而，随着外国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著作、文学研究方法的论著、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之作等大量引入，如杨岂深和杨自伍所译韦勒克名著《近代文学批评史》(1987－1997年)、社科院外文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选编《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现代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等，让国人看到国外对文学认知的多元性和变化的历史性，从而多方启示了中国重建外国文学史学科。这些变化，连同对许多文学现象的具体研究，促使学界撰述文学史要以人文主义精神替代意识形态，并考虑著述文学史的方法，正如王佐良教授1992年所总结：“‘浪漫主义’也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给予总体叙述，‘现代主义’也是常见之词，但‘现实主义’很少用于小说以外的体裁，就在小说中也主要指十九世纪中叶狄更斯诸人所作。重点作家叙述较详，也着重思想内容，但结合艺术和语言特点来谈，写法虽人各不同，受推重的则是一种有深度、有文采的一类。这个模式有学术性，可读性，但系统性不强。” 　　而这样的认识，和中国知识界认识文学史的整体变化相一致：尽力解决由于国内原因所带来的外国文学史学科问题，即使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也要减弱意识形态的干预，切实强化社会因素和作家个人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实际作用。而且这种情形，和20世纪初挣脱实证主义藩篱的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文学史方法》(1910)所论相一致，即文学是对社会、政治、宗教意识等现象的形象化说明，文学史写作就是为了澄清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作品中的问题，让读者认识历史、社会与文化等。 　　然而，中国这个进步过程整体上并未踩踏上国际学术进展：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文学史研究无暇顾及国际学术新进展，以至于近30年来所出现的几百部各种类型的文学史教材，无论是章培恒和骆玉明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