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辽南鲁迅文学研究社.docVIP

东北沦陷时期辽南的鲁迅文学研究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北新文学的正常发展进程被阻断。但在民族情感的感召下，大多数的作家葆有文学家的良知，以多种文艺方式，隐晦曲折地表达热爱乡土、仇恨侵略者的爱国情绪。1934年以后，日伪实行高压与怀柔兼施的政策，允许一些报纸副刊出版。沈阳、大连、抚顺、营口等地渐渐出现一些依附于报纸副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活动，如当时的四大社团：冷雾社、新社、飘零社、白光社。当时的文学社团成员基本上是初登文坛的文学青年，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中小学教员、小职员、小店员等。在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副刊成为他们抒发苦闷情感、探索人生的天地。在结社成为风气的东北沦陷区，还有一些秘密组织的文学社团，他们或直接归属于共产党的领导，或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开展抗日爱国进步文学活动。辽南营口的“鲁迅文学研究社”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受党影响的进步文学社团。 　　“鲁迅文学研究社”1936年于辽宁省盖县（今辽宁省营口盖州市）归州两极学校秘密结社，对外宣称“L?S文学研究社”，因其发起人归州两极小学教师花喜露（1912-1946笔名田贲、黑天贲夫、山川草草等）号灵莎，所以对外也称“灵莎文学研究社”。花喜露非常喜爱鲁迅。在沈阳读书期间开始阅读鲁迅作品，“对鲁迅的作品爱不释卷，只要听谁有鲁迅的著作，他总是想办法借来读。”[1]到归州教书后，经常和学生一起读鲁迅的著作，经常给学生作鲁迅专题讲座，告诉学生要读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的骨头最硬，他的反抗精神最彻底，他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花喜露还曾经和学生在灯下共读《〈呐喊〉自序》。花喜露“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曾经泥塑了鲁迅的头像，以表崇敬哀悼之情”，[2]当时学校的老师都说他是鲁迅的忠实信徒。花喜露发起成立的“鲁迅文学研究社”参加者主要是他曾经的同学和学生。主要成员有王克范（笔名矜人，盖县尚和寨小学教师）、李光海（笔名铁励，复州县盐务局工作）、王凤云（女，笔名田丹、丹群，归州两级学校学生）、刘永良（笔名赤婴，盖县一高学生）、张吉宽（笔名殷拳，盖县一高学生）、穆玉琪（女，笔名稚枫，盖县女高学生）、石岱宗（笔名力菲、力飞、卞和之，本溪国高学生，研究社成立后加入）等。花喜露组织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的目的是组织学生阅读左翼书籍，进行文学创作，为学生打开文学神圣殿堂之门。花喜露非常喜欢红色，从其给社团成员起的的笔名“枫、菲、丹、殷”可见一斑。 　　花喜露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由此和于家麟（笔名迢迢、驼子）相识，又通过于家麟结识了其同乡夕澄（王锡成）。花喜露又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友人，即“鲁迅文学研究社”的主要成员。1936年夏天，花喜露、夕澄、于家麟、王克范等在盖县天台村见面，谈了很久，从日寇的种种侵略罪行到受压迫受奴役的同胞；从如何学习文艺写作到如何秘密传递借阅报刊。最后大家确定了要成立一个同仁结社，秘密出一个油印刊物，作为联系同仁，发表一些伪报刊不能发表的反满抗日文艺作品的园地。最后决定刊物由花喜露来主编，利用学校有油印工具的便利条件来办，不定期。大家又乘着夕阳的余晖，一边走，一边讨论刊物的名称，花喜露提议就叫“行行”吧，“行行重行行”，先走走看吧。刊物叫《行行》，这群年轻人就叫“行行”同人。[3]《行行》由花喜露利用业余及寒假时间在两年内出了两期，封面是由花喜露画的几个人撑着一把雨伞在泥泞的路上行进，寓意是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艰苦的跋涉。[4]《行行》这个刊物基本上属于成人刊物，刊载具有反抗主张的诗歌、散文。为了能让青年学生有发表作品的园地，花喜露提议再印行一个刊物《星火》，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花喜露在给其学生田丹的信中说到：“我们要组织起来，用文学启迪人们的心灵，教育人们去战斗。开始我们的力量很小，就像一点火花，但是它会越来越大。”[5]1938年，秘密油印《星火》刊物。花喜露此时一方面在伪报刊上发表作品，一方面专门创作只供《行行》、《星火》内部传阅的作品，用以起到号召、团结和提高警惕的作用。到1939年底，“行行”同人已有30多人，主要是青年学生，分布在营口、沈阳、盖县、复州、海城、本溪、双城，乃至哈尔滨等地。同人也不断在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如《大同报》、《泰东日报》、《盛京时报》、《大北新报》等。大家的政治思想不断活跃，不时利用一切机会聚到一起，探讨社会生活，寻找斗争出路，当时日伪禁锢一切进步报刊，同人们就设法秘密借阅一些进步文艺作品，组织大家阅读。 　　1939年秋天，夕澄在营口结识了葛雷（万庆文），又通过葛雷结识了《营口新报》的副刊主编王觉（国民党地下党员）。1940年，通过王觉，准备在《营口新报》副刊上出一个同人文艺副刊，经花喜露和于家麟确定把《星火》公开移到《营口新报》文艺副刊上来。在这一年，王觉也在《营口新报》上办了一个文艺副刊叫《辽